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已经从1978年的3624.1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397983亿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约合6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市化水平也从17.92%上升到49.6%。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快速的城市化也给人居环境增加了风险。城市化在促进社会现代化，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同时，也需要消耗巨大的物质资源和能源，面临集聚的城镇人口在人口-资源-生态-环境上不协调发展的挑战。

一 快速城市化的人居环境风险

1.中国“半城市化”的特点

城市化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作用。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也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杠杆。城市化对居住、生活、就学、就业都会创造巨大的经济需求，为扩大消费和投资提供强大持久的动力，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依托，成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强大动力。然而，中国具有人多地少、人均资源偏低、特定的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等特点，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使得人口、资源、环境、生态面临越来越巨大的压力。

由于各国的制度和政策差异，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并非完全同步，出现了“不完全的城市化”过程。中国当代的城市化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化过程，具有明显的“半城市化”特征。例如，中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人满为患、过度城市化的“城市病”现象；由于城市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城市占用周边农村用地，导致特有的失地农民问题；在消耗了大量城市用地的同时，人口和产业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由于过分注重产业园区建设而忽视城市功能区的形成，有的城市形成城乡间的钟摆通勤流，等等。最突出的问题，是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进入城市的过程中，只实现了地域转移和职业的转换，还没实现身份的变换，城市化了的农民工难以市民化，农民工同市民存在着“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平等现象。

2.中国城市化的人居环境风险

2011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是世界上重要的制造业基地。然而，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新兴国家城市化过程看，由于经济发展受全球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和贸易制度的影响，经济发展推进城市化的成功范例不多，更多的是失败的城市化教训。学术界所称的“中等收入国家陷阱”，也包括“拉美模式城市化”^[1]。

汤敏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概括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城市化以大规模的贫民窟为代价、金融体系脆弱、产业升级缓慢、社会服务滞后，等等。它与“拉美模式的城市化”互相联系。拉丁美洲和南亚地区是战后人口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地区，约3/4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中。然而，社会也陷入“贫民窟城市”的阴影之中。在拉丁美洲，世界第二大城市墨西哥城和世界第四大城市圣保罗市，阿根廷的布利诺斯艾利斯，大量的贫民窟成为快速人口城市化的社会后遗症。今天的巴西，已经有8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约热内卢是一座风景如画的海滨城市，占地500平方千米的建成区，低收入住区和贫民窟蔓延了城市的80%以上。拉美模式城市化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快速城市化过程很快剥夺了农民的土地，把农民赶到了城市；经济的激烈竞争促使拉丁美洲制造业远离大城市，到更远的地区追求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农民失去了土地，到城市又找不到工作，大量贫民窟必然成为它们蜗居城市的住所。这不免让我们联想，今天北京已经实施改造的城中村小月河村、唐家岭的“大学生村落”，十余万蜗居的“蚁族”，是否也会成为未来中国城市化过程中贫民窟的先兆呢？

此外，中国城市的人居环境正面临日益严重的环境风险。例如，全国大多数城市普遍存在的“垃圾围城”的困境。在没有前端分类减量的前提条件下，大量填埋和焚烧垃圾将带来公共健康和环境资源的高风险。公交和低碳的城市通勤策略滞后于轿车产业的发展，汽车尾气排放成为空气质量恶化的关键因素，并造成严重的交通拥堵，成为城市经济活力的桎梏。许多城市的饮用水短缺，地下水严重超采。城市赖以生存的一系列自然资源，如水、能源、土地等在大量被生产、开发和消耗的同时，也带来二次污染的问题，直接影响城市居民的居住环境、公共健康、生活质量和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此外，绿地空间和河流、湖泊、湿地的减少，生态功能的丧失等都影响到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