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保护地”，本文主要涉及的是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在我国，保护地以自然保护区为主：而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则以国家公园为主。实际上这两者并无质的区别，都是以保护自然资源与自然景观为设立的根本宗旨，同时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开展旅游。两者有时甚至可以发生角色互换，即自然保护区可以转变为国家公园，如我国云南碧塔海自然保护区已纳入普达措国家公园；而国家公园也可以转变为自然保护区，如肯尼亚安博塞利国家公园曾一度要转变为自然保护区。所不同的是，在我国，自然保护区意味着最高级别的保护管理，而国家公园的保护级别介乎自然保护区与风景名胜区之间。但在非洲情况有所不同，肯尼亚国家公园由肯尼亚野生动物管理局直属，而自然保护区则归地方政府管辖，因此，当国家公园变为自然保护区，实际是一种“降格”。

在我国，自然保护区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上占据着主导的地位，是生物资源保护的主战场。然而它的重要性尚未被广大社会公众和各级政府官员所认识和接受，因此屡屡在与经济开发的博弈中被调整，被肢解。相比之下，国家公园这种类型的保护地具有更广厚的人脉，在人与公园之间存在着更牢固的情感交流与互动。今天国家公园的享用者和受惠者，明天就会是它的关注者和捍卫者。

无论是自然保护区还是国家公园，几乎都面临着资源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如何科学规划，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那些拥有更长保护地建设史和旅游开发史的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成功经验。

国家公园与自然保护区是一个国家“最好的构想”

要认识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首先须了解它的创建与发展的历史。

最早创建国家公园的美国视国家公园为最宝贵的历史遗产之一，认为它是“以更有力、更自豪的方式诉说着一个国家所得到的恩赐，以及一个国家的理想”。历史学家把这个“最好的构想”的源头，追溯到边疆风物画家乔治·凯特琳1832年完成美国西部写生之旅后表达的愿望：希望政府把西部一大片区域划出来，作为“一个国家的公园，里面有人有兽，充满野性清新的自然之美”。1864年美国向这个方向迈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当时红杉的商业性砍伐引起了公众的忧虑，他们促使国会通过一项法律，将约瑟米提谷和附近的红杉林划为公地，转交加利福尼亚州托管，保护其风景价值，作为公共休闲场所。考虑到当时正值南北战争的非常时期，林肯总统签署约瑟米提及红杉树保护的法令更具历史意义。8年之后，又有一批有识之士将他们勘察并发现的黄石地区交给政府保护。依照美国的法律，他们本来有资格把自己发现的土地和土地上的资源据为己有的，而他们却努力使国会通过了必须的法规，首次采用“国家公园”的概念，创建了第一座联邦政府管辖的国家公园。1916年，在内政部下设国家公园署时已有35座国家公园。今天，美国国家公园系统已有约400个保护单位。

人类的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一些地域是具有不可替代的唯一性，必须严加保护，否则将失而不可复得。建立自然保护区和国家公园就是为了人类的未来发展从现代经济开发的“虎口夺食”。这种最初由民间力量发起，国家给予立法并由政府管理建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的资源保护模式，不仅是美国“最好的构想”，也是全人类最好的构想之一，虽经140年岁月，历久而弥新，非但未陈旧过时，而且越发显示出它的活力与魅力，已成为风行全球的国际潮流，越发显得重要与珍贵。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统计，全球有约12%的陆地面积被4400多个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类型的保护地覆盖，受到法律的保护。

从狩猎到“游猎”的转变

20世纪上半叶，欧洲和北美的游客掀起一股“时尚”的热潮——疯狂猎杀东非的大型野生动物作为“战利品”。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1909年的非洲狩猎之旅对这场延续大半个世纪乱捕滥猎之风，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只是为了满足“猎取那些荒野中巨大而可怕的猛兽的乐趣”，罗斯福共杀戮了1100只动物，其中500只是号称“非洲五霸”——狮子、大象、犀牛、猎豹和野牛的大型猛兽。自此，被好莱坞高度浪漫化的非洲狩猎之旅成为西方时髦盛宴，上层人士趋之若鹜。时至1977年，肯尼亚实行禁猎；而国际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走私催生的盗猎之风取代了狩猎之旅，滥杀在继续。仅1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