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多研究农民工问题的文献都描述了一个“级差现象”，即外地户籍农民工的收入明显低于本地户籍的城镇工人——哪怕这两种人是在同一间工厂，属同一类工种。为了避免取样的误差，笔者使用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了同样的结果。在2005年国家1%人口抽样数据中，北京市外地农业户籍的生产工人的月均收入为1049元，本市城镇户籍的生产工人的月收入为1340元。同属生产工人，外地户籍者的收入仅相当于本地城镇户籍者的78%。当加入城镇户籍的政府机关干部群体之后，则可以观察到一个“双层级差”：城镇户籍的政府干部的收入最高，城镇户籍的生产工人的收入居中，外地农村户籍的生产工人的收入最低。在北京市，城镇户籍的生产工人的收入是政府干部的50%，外地农村户籍的生产工人是政府干部的39%，是城镇户籍的生产工人的78%。

工资收入所表现的是用人单位内部的差别，但是在地方层面的医疗、教育等领域同样如此。政府干部享有全额的医疗福利和补充医疗保险，城镇工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险，而外来农民工很少享有这样的保险。在2005年的国家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同样是20～30岁、高中学历、工作于第二产业的劳动者，本地城镇户籍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比例是66%，而外来农民工仅为39%。

城镇政府干部、城镇户籍工人、外来农民工之间的“双层级差”普遍存在，它来源于什么呢？

一 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及对双层级差的无解释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提出过“剥削”的概念，用以解释工人工资的低下和与资本家之间的收入鸿沟。

所谓剥削，指的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资本家所提供的生产资料，创造出一个新的价值量，然而他所得到的工资仅是这个价值量中的一部分，其余部分被资本家剥夺了。这一被剥夺的部分称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恩格斯说：“剩余劳动和这种剩余劳动的产品的被别人占有，即超出工人维持自身生活所必需的时间以外的劳动和对劳动的剥削，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社会形态的共同点。”（马克思、恩格斯，1972a）森岛通夫认为剥削概念是“马克思分析的基本定理”。“在相当普遍的经济模式中，当且仅当利润是正的，就存在对劳动的剥削。”（森岛通夫，1973）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所要求的不仅是“正”的利润，而且是“最大可能”的利润。挤出或者压榨出利润的方式是“全方位”、“多层次”的。（1）“把工作日延长，使之超出工人只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的那个点，并由资本占有这部分劳动。”这是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2）使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从而使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也就生产出了相对剩余价值。（3）提高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一个10个小时劳动日中一个强度更大的小时，比一个12个小时劳动日中一个更为松懈的小时，本来可以包含更多的劳动，即支出的劳动力。”（4）丰富劳动的内涵，提高知识性、创造性。马克思说：“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到了自乘的劳动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样社会平均劳动要多。”当必要劳动不变时，剩余价值也就被自乘。（5）提高劳动生产率。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但仍然按照社会价值出售，这样就获得了超额剩余价值（个别企业获得的剩余价值与社会剩余价值之差）（马克思，1975a）。

全世界的资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中国当前的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对工人表现出同样的行为。（1）延长工作日。包括远超过8个小时的工作日，超常加班，每周一个休息日甚至无休息日，法定假日工作，以及采用综合计时制和不准请假制。（2）贬值劳动力的价值量。例如当社会消费品价格不断上涨的时候，工资多年原封不动。（3）提高劳动强度和紧张程度。包括制定高定额、低计件工资单价、加快流水线速度、将坐姿工作改为站姿工作、迫使工人做合同范围之外的工作等。（4）提高劳动生产率。随时淘汰“质量低”（年龄稍大的、体弱的、患病的、怀孕的、低学历的、请假的、抵制管理的）的农民工，留下生产率高的（年轻的、身体强壮的、学历高的、老实干活的），延长试用期和滥用试用期。

因为中国农民工相对老实和单纯，这里的增加剩余价值的方式也具有单纯、直率的特点。这就是直接地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