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国家，谈到集体谈判的结构，其是指“集体谈判合同覆盖和影响的雇主与雇员的范围”。影响集体谈判结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谈判力量、公共政策、就业组织结构以及劳资双方的利益差别（哈里·C.卡茨，2010）。与此同时，集体谈判的结构也会对集体谈判制度的运行产生不同影响。在中国，过去人们很少讨论集体协商集体谈判的层级、结构问题，我们基本在法律法规层面就做出了硬性的规定。但是历经十几年的发展，集体谈判的结构方面存在的问题愈益凸显，我们必须对之加以关注。

中国的集体合同制度从建立之初，就把进行集体协商、签订集体合同的层次放在了企业层面。《劳动法》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企业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签订集体合同。”《集体合同规定》中：“集体合同，是指用人单位与本单位职工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职业培训、保险福利等事项，通过集体协商签订的书面协议。”最新通过的《劳动合同法》也规定：“企业职工一方与用人单位通过平等协商，可以就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等事项订立集体合同。”可见，从法律层面，我国对集体合同的规定，主要都是在企业层面进行的。

集体合同制度局限于企业层面的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以企业为基点的。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政府放权于企业，把企业推向市场。市场化进程的一个最显著特征，是劳动关系的企业化。政府将过去集中在自己手中的劳动关系管理权下放给企业之后，企业在市场压力和追逐利润的目标驱使下，往往通过压低劳工标准来降低成本。所以，近年来，大量劳动问题都出现在企业层面，劳动关系领域的冲突与矛盾越来越突出，政府的一些调控手段难以产生实效。因此，政府希望通过企业层面的劳动关系双方协商谈判机制，保持和提高劳工标准，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第二，从中国的工会组织体制来看，工会工作的传统着力点主要也建立在企业层面。中国工会实行产业与地方相结合、以地方工会为主的组织管理体系，一直以来，地方工会领导下的企业工会，是工会工作的基础。所以，在推进集体合同制度的过程中，工会更加认可企业层面的协商。因为，凡是建立了工会的企业，地方工会都比较容易进行领导、管理与控制。并且，由于地方工会与地方政府的密切关系，可以借助地方政府行政的力量，去影响企业一方。比如近些年，在许多地方开展的和谐劳动关系企业的建设活动，工会只是积极的倡导者，地方政府则从行政角度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下发文件、制定标准、进行评估、予以表彰，等等。因为有了政府的强力介入，企业才比较认账。从上级工会的角度看，如果把签订集体合同工作作为维权的重点，它自然希望按照顺畅的推进路径——依托企业工会，把集体协商工作推动下去。而一旦脱离了企业这条线，就缺少了重要而牢固的抓手。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推进的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制度，目前在中国已经颇具规模，集体合同的签订数量、覆盖范围不断扩大，^[1]法律法规也在不断健全。但是，集体合同的实际效果与社会影响并不明显。最近从中国南方地区开始的工潮事件，许多都是由增长工资的问题引发的，在这些事件中我们看到企业工资决定机制存在诸多问题：企业单方面决定工资，工资水平长期处于“地板”状态，没有正常有序的工资增长机制，结果导致工人以罢工、怠工来表达不满，逼迫企业方面与工人谈判工资问题。这种罢工—谈判—增资的模式，并不是一种常规方式，也不是社会各方所愿意看到的，它对于劳资双方而言都有相当大的成本付出。但是，这种方式又是目前环境下迫不得已的选择，因为，常规化的工资谈判非常有限，对工资增长的实际作用也不大，特别是在大量非公企业里。

现有工资协商的作用有限，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多方面的。集体协商谈判层级的制约是其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重要因素。

第一，工会干部在企业里的双重身份影响其独立性和代表性。

企业工会的生存与发展与企业密不可分，企业工会干部同时又是企业雇员的双重身份，影响着工会干部的独立性。他们在许多方面受制于企业方，比如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