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发言人讲了社会养老产业的发展。根据中国的国情，推动养老产业发展需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即社会的收入分配要改善。只有形成一个中等收入者占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才可能实现大的发展，否则的话，无论是在养老院养老也好，还是居家养老也好，都只能是在高消费层次上，而对那些仍然处在低收入水平上的群体来说，社会养老则是承受不起的。很显然，为了达到这样一种社会化的养老境界，我们应该显著改善收入分配，这就是我所要讨论的问题。

中国目前处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标准来衡量，或者说来标识我们现在的发展阶段。比如，从人口转变的角度看，中国正在经历迅速加快的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正在丧失；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角度看，中国将迎来一个劳动力供求关系不再那么失衡，就业压力不再那么大的刘易斯转折点。

但是，如果从更宏观一点的视角看，中国正处在一个中等收入阶段。按照世界银行最新的划分，975美元以下为低收入组，976～3855美元为中等偏下收入组，3856～11905美元为中等偏上收入组，11906美元以上则为高收入组。2009年，我国人均GDP基本达到3800美元。而从地区来看，一些省市自治区已经进入到中等偏上的发展阶段，其余也全部在中等偏下的发展阶段（见图1）。2010年预计中国的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相应地会有更多省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组的行列。

图1 分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009）

也就是说，从平均数看或把各地区作为一个整体看，中国都处在一个中等收入阶段中。问题是，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我们来观察各国从中等收入起步，几十年经济发展效果的差异（见图2），其中横坐标表示1970年人均收入，纵坐标表明从1970年的水平开始，30多年以后即2003年，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什么样的。在图中的阴影面积中所显示的每个点，都是在1970年时已经进入到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从中可以看到，30多年间，国家之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化，即有相当一批进入到高收入行列，但是，仍然有相当多的国家，处在1万美元以下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也就是说徘徊在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正是因为这样一个大分化，许多学者认为，存在一个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超越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就要打破一种特定的均衡，所要付出的努力丝毫也不比跨越低收入陷阱或者说贫困陷阱来得更容易。中国处在这样的阶段上，所面临的挑战必然是巨大的。

图2 各国经济增长分化期和“中等收入陷阱”^*

有很多关于中等收入阶段或者中等收入陷阱的分析和描述，尝试回答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可以超越中等收入阶段，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而有些国家长期陷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最经常列举的例子是将东亚特别是日本和四小龙与拉美国家进行对比。前者作为成功的案例，后者则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所以有时候人们也讲“拉美陷阱”。曾几何时，东亚与拉美发展的起点是差不多的，在20世纪40、50年代，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曾经没有太大差别，而如今，两个地区的发展差距则是十分巨大的。

图3 东亚与拉美发展绩效比较

我们以图3进行比较。白色的框图代表人均GDP水平，东亚的日本和韩国早已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与此同时，拉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仍然处在中等收入行列中，而且距离跨越中等收入的边缘还有相当大的距离。曾经被人们称为亚洲“明日之星”的菲律宾，目前仍然处在比较低的收入水平上，人均GDP只有1639美元。灰色的框图表示一个国家在历史上达到过的最高人均收入水平，能令人感受到那种徘徊的动感。在经济学中，“陷阱”是指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状态，即使在某种外力暂时破坏了这种均衡的情况下，总有更强的力量把均衡状态恢复过来。巴西曾经一度将要超过10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到高收入的边界，而阿根廷一度已经显著超过了这个边界，但最终两个国家都又回到中等收入的均衡陷阱中。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特别是“拉美陷阱”产生的原因，学术界有很多说法，例如看其所实行的社会政策，所实行的经济发展战略，看其有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不是采取外向型政策，是不是有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否是激进的发展经济学“中心—外围”论的受害者或者新自由主义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