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海外华侨华人的总体发展状况

（一）华侨与华人的界定

“华侨”一词的使用始于晚清时期。据考证，1883年郑观应在其《禀北洋通商大臣李傅相为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订立合同》中，便有“华侨”的表述^[1]。当时，“华侨”一词与“唐人”、“华人”、“中国人”、“番客”、“北人”等词语，均被作为表达侨居海外的中国人的词语^[2]。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章炳麟、孙中山等同盟会人士的广泛使用，“华侨”成为“海外爱国华人”的代名词。然而关于“华侨”的身份认定，在中国历史上曾经采取不同的政策。1909年，清政府颁布中国国籍条例及国籍条例实施细则，按照血统主义的原则，所有移居外国的中国人或者在侨居国出生的中国人后裔（即“土生华人”），无论其是否取得所在国国籍，均被视为“华侨”。这一国籍政策为中华民国政府和新中国建立初期所沿袭^[3]。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代表中国政府与印度尼西亚政府签订了关于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正式宣布中国废除双重国籍政策，由此“华侨”一词被定义为持有中国护照的海外中国人。1980年，由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定居外国的中国公民，自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1990年9月，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并于199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则明确规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在实际工作中，中国侨务部门还把那些虽未取得住在国长期或者永久居留权，但已取得住在国连续5年以上（含5年）合法居留资格，并在国外居住的中国公民，视为“定居”（其中因公出国人员不具有华侨身份）。与此相对应，华人是指加入外国国籍的种族为“中华民族”的人士。

在有关华侨华人的界定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香港和澳门在回归祖国前，其华人居民是否应归在“华侨华人”范围内。我们认为这两个地区的华人，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前应归在“海外华侨华人”范围内；在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后应归在“海外华侨华人”范围外。

中国公民中的非法国际移民，他们虽然生活在国外，但也不属于华侨华人。在非法国际移民中，一般又可分为非法国际迁移（俗称“偷渡”）者和非法滞留国外者两部分。非法国际迁移者是指未经移出国政府同意出国或者未经移入国政府同意入国。非法滞留国外者则是指合法进入移入国，但滞留时间超过移入国政府所准予的逗留期限，在移入国丧失合法身份的非法逾期居留者。只有当中国公民中的非法国际移民在移入国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后，才能成为华侨或华人。

华侨、华人与中国之间，既存在着是否为中国公民的法律关系差异，又存在着民族感情上认同的共性。在中国海外侨胞是否要加入住在国的国籍和华侨、华人在住在国的法律关系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几代领导人的观点是十分明确的。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我们希望华侨都选择当地国籍，但是不能拒绝他们选择中国国籍，不能造成一种情况，好像新中国不要他们了。”“我们鼓励华侨留在所在国，参加建设，选择那个地方的国籍。但是还要由他自愿。”他还强调“你们（指华人，笔者注）既然是那个国家的公民，当然要效忠于那个国家”，至于“一旦选定了中国国籍，就别再参加印尼政党的活动、人民的政治生活以及选举活动等等，界限要划得清楚”。然而周恩来同志又对加入缅甸国籍的华人说：“我们还是亲戚，亲戚有什么不好呢？就好像女儿嫁出去后，还是亲戚嘛。女儿可以出嫁，男的呢，男的也可以招赘嘛。……有些侨胞在选择了缅甸国籍后，中国政府看待你们是好亲戚，不管是男的招赘，女的出嫁，我们一律当成好亲戚看待。”^[4]他通过把华人形象化地比喻为中国人民的“好亲戚”，来表达加入住在国国籍的华人与作为中国公民的华侨一样仍具有民族感情上的认同性。明确上述观点，对于我们在区分外籍华人工作基本方针与华侨工作基本方针的前提下，更好地研究制定关心外籍华人的长期生存和发展、华人及其眷属参照华侨及侨眷的“适当照顾”待遇、增进外籍华人同中国的亲情乡谊和合作交流、重视开展对华裔新生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