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ethnic group）”也称族团，作为一个民族学的学术名词，指地理上靠近、语言上相近、血统同源、文化同源的一些民族的集合体^[1]。对于族群的研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纳日碧力戈先生2000年在其《现代背景下的族群建构》中提出，“族群是一个符号组织”^[2]。“族群”常常与移民相关联。早在19世纪末，“移民社会学”的奠基人莱文斯坦（E.G.Ravenstein，1834-1913）就开始了对人口迁移问题的研究，其《移民的规律》一文第一次对移民及其规律进行了“一般性研究”^[3]。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将“族群”与移民研究作为主要内容，并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理论基础。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国内外学界对“族群”尤其是对“移民”的研究呈现多种视角，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内部迁移（internal migration）、外部迁移（external migration）、移民（immigration）、人口转移（population transfer）、强制性移民（impelled migration）、逐步移民（step migration）、连带移民（chain migration）、回流移民（return migration）和季节性迁移（seasonal migration）等，极大地丰富了移民社会学的理论体系^[4]。

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思考，移民就是“越境”的族群，“越境”本身意味着“越境者”将置身不同于以往经历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环境，在充满“接受与排斥的异质性结构”中，“在彼此视线中确认了自己所处的状况以及自己所属的‘族群’，并以‘相互异质性’为前提，努力获得对自己的认同并将自身的移民行为逻辑化，最终确认自己目前所处的位置”^[5]。对“越境者”而言，“越境流动”不仅意味着对新的生活机会进行的主体性选择，也意味着寻找各种机会和途径加以利用，以实现自我价值。因此，以合理性诉求为动机的“越境者”往往在政治上和法律上被置于一种受束缚的“夹缝”状态，陷入“边缘人”境地，“越境者”不仅要经历一种异质性生活，而且可能始终处于遭受边缘化、制度性歧视和结构性异化的境地^[6]。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跨国移民问题已成为国与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利益博弈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软硬实力的大大提升，如何借助海外移民族群的双重身份来提升中国的海外影响力，如何凝聚越境移民社团的向心力以促进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通过开展海外华侨华人务实工作提升中国国家软实力等，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对北美地区尤其是硅谷华侨华人族群的案例分析，希望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回应。

一 北美地区华侨华人基本概况

北美和北美地区在地理学、政治学的意义上存在一定差异，本文所指的北美地区是通常意义上的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几个国家。伴随19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产业的转移和世界第二个工业制造业中心的形成，北美地区一跃成为华侨华人的主要输入地，并形成了小的高峰。在随后两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受到产业革命和所在国移民政策的驱动，移民该地区的华侨华人总量、来源地、经济社会结构等不断发生变化。据美、加两国最新人口普查资料推算，北美地区共有约530万华人，其中约300万是1978年后的新移民，这一数量约占海外华人新移民总量的1/3^[7]。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流”、“资本流”和“人口流”的速度加快，北美地区凭借丰富的资源环境、良好的基础设施、高新技术的优势、多元化的文化特质、发达的社会网络、宽松有度的移民政策等优势，继续成为华侨华人移民的主要选择地。

（一）美国华侨华人概况

根据我国有关法规界定，华侨是指定居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华人则是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及其外国籍后裔，还有中国公民的外国籍后裔。美国华侨华人移民美国的时间可以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或是更早，但由于受到美国立法排斥的限制，华侨华人移民不仅人数增长缓慢，而且社会地位低下，直到1965年美国移民政策改革，才开始形成前所未有的中国移民潮。大量移民涌入美国，移民人口快速增加，推动了华人社会的形成和飞跃发展。据统计，从1960年至2000年的40年间，华侨华人人口增加了十几倍；从1960年的24万激增到2000年的约300万，约占全美人口的1%，亚裔族群总人口的1/4^[8]。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以留美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