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澳门：开放的城市，交流的桥梁

澳门自16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一直是个文化和经贸交往的开放城市。即使在中国极度封闭的年代，澳门仍然是封闭系统中的缺口，西方从而可以通过澳门增进对中国风俗民情和文化的了解，不少西方的先进科技思想亦从这个缺口渗入中华大地，而中国近代多位革命先行者如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孙中山等，都曾经在澳门居留，并接受新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19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澳门在中西文化和经贸交流中的角色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以国际城市和自由港的极大便利输入国内急需的资金、技术、信息和管理知识，协助国内的现代化建设。随着国内尤其是珠江三角洲近年来的急速发展，澳门将再度发扬窗口的作用，利用澳门的国际网络尤其跟葡萄牙的特殊关系，以及葡萄牙与欧盟、非洲和南美洲的历史联系，帮助内地的科技成果和新产品转口，打入世界市场。

澳门向来是西方进入中国和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这种中介作用和窗口的传统角色是澳门的优势，在未来应获得进一步加强。

二 人口相当年轻

澳门的面积只有18平方公里，根据1991年的人口普查，总人口为35.5多万人，且人口十分年轻，30岁以下占51.46%（见表1）。

表1 1991年澳门人口按年龄分布比例

澳门人口年轻化的主要原因，是内地人口自1970年代末开始大量移居，而这些移居者大多数为青壮年，既构成活动年龄人口的主力（20～40岁人口占总人口的42.48%），又构成澳门人口的另一特色：超过一半（50.3%）在中国内地出生。在澳门出生的年轻人口的相当部分，亦为大量近年移民的首批后代。

三 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

移民潮现象的背后，是经济的高速增长。1970年代澳门生产总值每年增长超过16%，1980年代经济增长略有放缓，但表现依然强劲。据《亚洲周刊》的最新统计，澳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1992年为11300美元，在亚洲仅次于日本（27326美元）和中国香港（14102美元），远高于中国台湾（8685美元）和韩国（6498美元）。

类似亚洲其他新兴发展国家和地区，澳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平衡，加上近十年人口的急剧膨胀，缺乏系统的社会保障制度，教育、体育和医疗设施及资源不足，导致青少年犯罪率上升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更加突出和复杂，引起社会和政府的普遍关注。

澳门的社会援助工作，一直依赖民间团体来进行。自1980年代初，政府开始重视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并在近几年得以进一步确认和完善。一方面，大力资助民间社工团体的活动；另一方面，强化社会工作司的社会救济功能以及相继设立社会保障基金和社会房屋司，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回应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和需要，拉近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差距。

澳门超过半数人口是新移民，对澳门本身的文化历史所知不多，更遑论对澳门本身的归属感，此外，新移民中多数又来自教育水平较落后的乡村地区，文化技术素质都跟现代社会脱节，因此，一方面要加强职业培训，协助新移民获得新技巧，逐渐适应工业化社会的生活；另一方面则需推行公民教育，增强他们对民主法治的意识，逐渐熟悉法制并融入法治社会中。与此同时，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则需要利用不同的方式增加新移民对澳门社会的了解，培养对澳门的归属感，令他们真正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只有这样，积极参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才能成功实现。

四 青年结社和教育

澳门学生的父母一般为双职工，且由于中、小学学额不足，有些青少年特别是成绩不好的学生，很早便弃学，因此青少年犯罪、吸毒、卖淫以及离家出走、逃学等不良行为在澳门亦时有发生。除开完善立法和执法、预防和管制青少年犯罪外，通过鼓励青年结社，组织各种各样的体育、文化和娱乐活动，正面引导青少年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已被众多教育和青年工作者公认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澳门自由结社的情况十分普遍，青年结社更为活跃。1992年，直接接受官方资助开展青年活动的社团有36个之多。志同道合的青少年凑在一起，组成自己的团体，开展有益身心的健康活动。青年社团不仅通过举办各类文体康乐活动和聚会联络会员感情，增进青年之间的友谊和了解，还对社会事务进行积极参与，挖掘青年的创造力，培训青年人的领袖才能，增加青年人对澳门社会的参与感、使命感和归属感，携手建设澳门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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