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每年一度的春节前后中国内地劳动力在中西部与珠三角等东部沿海城市之间的大迁移，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奇迹，已经持续20多年。这种以家庭所在地与工作所在地相分离为特征的大规模省际迁移的劳动力就业模式，姑且称为候鸟劳工模式，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特殊历史阶段的产物，何时终结？其终结将为珠三角带来怎样的挑战？珠三角又应如何应对？

一 候鸟劳工时代将于2020年前后终结

农民工大规模往返于中西部与沿海发达城市之间的现象，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末，延续至今天。无论从形成的基础条件看，还是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这一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就业模式即将终结。其迹象，就是自2004年开始，珠三角乃至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

候鸟劳工模式存在的基础，可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是区域之间工业化水平的巨大差距，其所形成的劳动力输出地农民与劳动力输入地工人的收入差异是中国农民劳动力省际迁移的动力；二是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的竞争，能够为这一劳工模式提供足够的20～35岁年龄段的低收入水平的劳动力；三是城市的进入门槛与农民工的低收入相比过高，使农民工的家庭难以在城市生存；四是老一代农民工乡村生活方式不容易改变，使他们能够安于这种候鸟式的生存方式。

但是，这一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第一，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改变。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城市近年来经济增长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000～2009年，西部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2%，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当前，中央把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为具有全局意义的重大方针和作为“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任务。

第二，融入城市门槛的改变。由于1958年以来的城乡隔离政策，农民工进入城市的门槛很高，特别是在子女教育和住房上。但近年来，城市公共服务覆盖农民工的呼声很高，并且许多已经落实到政策上。以幸福为目标而非仅仅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各阶层的权利保障，推动了农民工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门槛相对降低。

第三，生活方式的改变。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发生在一代人之中，文化的惯性使生活模式与价值观念未能与经济发展同步，是候鸟劳工模式的文化根源。老一代农民工城里挣钱、回乡盖房，为下一代而打工，落户城市的意愿不强。但是，随着岁月流逝，代际更替已经明显发生，农民工整体的价值观念正在改变。新一代农民工追求自我价值实现，向往新的生活方式，具有强烈的融入城市欲望。

第四，劳动力供求格局的变化。候鸟劳动模式形成的根本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富余。在中国以贫穷落后的农业国为起点的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无限供给造成过度的就业竞争，将劳动收入压低至劳动力再生产的低成本模式：工作在高收入地区，家庭在低收入地区。但是，中国人口红利即将终结（这一观点已成为中国社会共识），劳动力的短缺将使劳动收入提高，为农民工家庭进入城市提供了条件。

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候鸟劳工模式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的不可持续性。由于劳动力需求在东部沿海城市，劳动力供给在中西部农村，在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巨大的区域发展差异背景下，处于中西部农村的教育水平与东部地区产业升级需求不相适应。当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短缺，就是这一模式的必然后果。这一模式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强烈，到了不改变不足以持续发展的地步。

因此，我们可以做出判断：候鸟劳工模式必须终结，也到了必然终结的时候。

中国候鸟劳工模式将在什么时候终结？答案是2020年前后。

根据中国社科院蔡昉等专家的估计，20～35岁年龄段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80%以上。我们以出生人口（出生人口的统计较为准确）为依据，推算各个年份20～35岁人口，因为20～35岁年龄段死亡率极低，可以在数学上证明这一推算的结果能够与实际较好吻合。根据测算，1997年我国20～35岁人口数量达到最高值，以1997年为100，各年份变化趋势见图1。

图1 中国20～35岁人口数量变化趋势

图1给出了2004年民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经过连续7年的衰减，2004年20～35岁人口减少了13%。我们可以从图1中推测下一个转折点。自1998年开始，20～35岁年龄段人口急剧减少，而在2005年后，减少趋势变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