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转型的危与机

港澳两地，都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期。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一年多以来，港府和港人也都备受前所未有的考验。但是，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也不管是哪一阶层的人，都不能否认“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政策得到了充分实施。

香港在政治上的成功，令人鼓舞；香港泡沫经济带来的后遗症，也给我们上了一堂课。虽然澳门经济的泡沫成分没有那么多，或者说，澳门经济泡沫在几年前便破灭了，不似香港那样突然从空前繁荣跌落到近20年少见的衰退，令港人信心大受打击。但是，澳门经济对博彩业的严重依赖一日不改，其脆弱性便存在着。因此，经济多元化的方向仍不能迷失，博彩业更须革新和现代化，否则，博彩收入若似1997年那样继续滑坡，其他行业又不能补足，澳门特区的财政收入将令人担心。我们还不能忘记，澳门除了不到100亿澳门元的土地基金，就没有更多的财政储备，若澳门元受到狙击，200亿澳门元外汇储备可能在一夜之间被索罗斯拿走。澳门尽管没有外债，但经济体系之脆弱，可能比东南亚国家更甚，不能盲目乐观。

香港回归前后，人们对港府和港官的组织、管理和应变能力赞不绝口。回归后不久接二连三遇上突如其来的问题，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港府和港官的表现便大受抨击，公众舆论要求行政改革的声音亦此起彼落。同一批人，在同一地方和政府工作，为何会产生这样的变化？站在港官的角度，他们如常尽心尽力，好像一切都没变，那为何市民会对他们产生截然不同的印象？

外围环境的变化，当然是不可忽视且无可控制的因素。香港市民多年来习惯了好景，逆境带来的强力冲击一时难以承受和忍受，也是人性使然。我们假设港官主观意识（服务市民）和工作能力没有丝毫变化，但处事环境已有所改观：以前碰上禽流感之类的事情，肯定马上请英国专家或伦敦政府协助，如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府就必须独力处理！香港不是不需要帮忙，北京也不是不想帮忙，但任何举措（包括维护港元汇率），都得深思熟虑，严守基本法的规定，免被人指责干预港府运作，影响高度自治。而港官因循守旧，并不很习惯全权负责决定，在新形势下表现有所偏差，在所难免。

港官尚如此，澳门市民对澳官的某种不信任便不难理解，因为澳门公务员比香港的更年轻、更缺乏锻炼、更经验不足。现在治安不靖，可往葡国招兵买马。暂且不论这些兵马可起什么作用，可是，1999年12月20日特别行政区成立后，如果形势恶化，我们能否独力处理？如果我们向中央政府求援，会造成怎么样的影响？若不求援，又该怎么办？尽管这些纯属假设性的问题，然举一反三，仍值得认真思考。而香港这一年多的经验告诉我们，不能没有信心，但更不能盲目乐观。我们应对问题及其严重性有充分的认识，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好充分准备，以免届时惊慌失措。

二 公共行政面临挑战

面临急剧变化的世界，现代公共行政也经受着空前的挑战。一方面，人民要求政府承担更大更多的责任，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有更多的参与，解决层出不穷的复杂问题；另一方面，公众对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和效率则日益不满意，甚至可以说，对政府的不信任已成国际趋势。此一两难困局，不仅令政治领袖和政府深思，同时也激发公共行政学者的深思，促使对公共行政组织架构、过程和服务的重新设计和不断变革。正如弗格森（Marilyn Ferguson）所言：“当代的危机正是改革现状的必要动力……正是我们力量联结的时刻，大家不应对其感到恐惧或企图加以压抑。事实上，我们的因应之道恰恰在于善用眼前的机会。”

澳门与香港不同，澳门人与香港人的心态也相差很大。回归前，港人最怕变，认为当时的状态最好，经济空前繁荣，政府无为而治。但事实上，事物不可能不变，自己不变，外围环境变了，最后还得跟着变。一场金融风暴，彻底改变了港人维持现状的心态。

澳门经济则自1993年便走下坡，人心思变已久，希望一切都有所改变，变得更好。穷则思变，这种愿望是自然的，这种渴求也是合理的。但怎么变？我们有条件和能力吗？现在普遍存在一种想法，只要变，就一定变得更好。诚然，这种信心令人钦佩，但要拿出可行、理性的共识方案来，似乎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任何冲动的举措，都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甚至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