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回归前夕的澳门公务员队伍

自澳门进入过渡期以来一直备受各界关注的公务员本地化，已经接近尾声。根据行政暨公职司的最新统计（见附表），已本地化的有20名司长和39名副司长，尚未本地化的司长和副司长还分别有14位和7位。除了个别情况，厅、处长职位本地化已大致实现。一般估计，除了极个别职位^[1]，未本地化的司长、副司长在1999年暑假期间都将由本地公务员出任。

然而，对即将完成的公务员本地化进程，社会和公众舆论似乎还存有很大的争议和分歧，甚至有人忧心忡忡。^[2]资深新闻工作者邓祖基先生在一个研讨会上，曾对公务员的心态作出总结，指出社会对公务员队伍存在保位思想、消极等待的态度、对职位变动的不平衡心态、土生公务员的自卑和失落感以及公务员当中可能存在一种朋党关系的担忧。^[3]而《澳门日报》在回归倒数计时一周年的社论中更表示：“公务员本地化，玩的是数字游戏。在92%的本地化官员中，司长级高官简直不成比例。今年年底前基本完成本地化，看来不外以此充数。已经本地化的各级官员，虽见年轻化，却犹如揠苗助长，流于‘交差’。不少工作经验不多或水平不高的也会被提拔担当重任，以致部门内部形成新的矛盾；个别品德欠佳、受人非议的依然可以晋身高位，工作未有建树，却已官僚气盛。这些人脑袋里根本不知公仆为何物，颐指气使，滥用公物，不可一世。一个新的官僚阶层正在形成，厝火积薪，不可不防。”^[4]

众所周知，澳门社会各界和公众舆论这些年来一直大声呼吁要加速公务员本地化，尽早落实“澳人治澳”，为什么在本地化即将完成之际，又作出如此评论呢？如果说对官方统计数据持有不同看法是因为对本地化概念有不同理解，那么，为什么对部分已本地化的官员也持批评态度呢？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课题，颇值得我们警醒反思，以及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适当的时候进行深入的分析。在缺乏系统研究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作出初步的考察，并与香港比照。

虽然港澳两地的过渡期都约为12年，但值得指出的是，两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悬殊，香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开始公务员本地化，到回归前两年的1995年，只剩律政司和总督两个高职由非本地人员执掌。而本地市民社会在1970年代也逐渐形成，至1980年代巩固壮大，成为香港现代化一股强大的推动力。回观澳门，市民社会发展在1980年代才走入正轨，新兴专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更积极参与澳门政治社会事务，近年逐渐形成一股推动社会现代化的力量。公务员本地化迟迟于1980年代末才起步，加上经济教育发展长期滞后造成人才，尤其是中葡双语人才奇缺，本地化的困难也远比香港大，甚至有人认为在这么短的时间完成本地化是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在政府、社会各界，尤其是上进心极强的年青一代的不懈努力下，公务员本地化终于接近完成。诚然，公务员本地化尚存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一方面是由于原有人力资源基础和客观社会条件十分薄弱，本地化起步很迟且过程极为急速；另一方面，也由于行政制度和架构上的制约，最高层的政务司为政治委任，不属于本地化范围，其办公室主任和顾问也不本地化，而司、厅、处级别公务员的本地化又基本上是在各政务司甚至各司级部门内部进行的，缺乏全局的协作和调控，从而出现水平参差甚至良莠不齐的现象，加上少数已本地化的官员既不自觉又不自律，引致对回归期望甚高的社会和公众舆论有所忧虑和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公务员内部对官场一些现象亦有不同看法，有些不满情绪还以“读者来信”的形式公开宣泄于报刊上。

公务员本地化不仅是政府在过渡期的一个政治行政行为，还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工程，甚至可以说，公务员本地化是非常措施，无前例可循，难以用常规的眼光来看这项措施对社会发展造成的深远影响^[5]，目前亦不易全面评估。不过，无论采用何种方案，这项工程都必须限期完成，以顺利交接政权。平心而论，本地化虽然出现前述的一些问题，其导致社会上的众多顾虑也尚待消除，但总体来说还是成功的，已本地化的大多数中高层公务员都应可胜任，其具体表现如下。

首先，这批公务员基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有些还有硕士、博士学位，其中不乏具有较宽阔视野和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