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贫困是举世关注而又普遍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人类必须面对并且与之斗争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问题。近代以来的持续经济增长，为缓解和改善贫困问题提供了可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为消除绝对贫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国毕竟还处于向中等发达收入阶段迈进的关键时期，家底还比较薄。同时，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地区发展很不平衡的大国，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步伐还不一致。2014年全国还存在着7000多万贫困人口。农村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农村是贫困人口最集中的区域。如果进一步考虑边缘贫困人口，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增加。贫困问题与反贫困依然是我国面临的重大实践课题，也是理论界与学术界普遍关注的一个热点、难点问题。

实践证明，扶贫开发与社会保障是解决贫困问题的两大利器。为提高扶贫开发战略的针对性和实际效果，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考察湖南湘西时提出了“精准扶贫”思想，强调要实施精准扶贫，实现精准脱贫。在贵州调研期间，习近平提出扶贫要做到“六个精准”^[1]，并在当年“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上特别强调：扶贫要“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提出了“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易地搬迁安置一批，通过生态保护脱贫一批，通过教育扶贫脱贫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的思路，到2020年要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2015年11月，中央召开扶贫开发工作会议，进一步确定了2016年和“十三五”时期的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与工作要求。^[3]可以说，全国扶贫开发的攻坚战已经打响。

民族地区^[4]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自然条件比较恶劣、基础设施薄弱、人力资本素质不高、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这些都导致民族地区反贫困的艰难性。民族地区贫困问题因为其边境性、民族性、资源富集性、生态脆弱性等特征，在国家反贫困总体格局中占据重要的战略地位。民族地区贫困问题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已有文献描述了民族地区贫困问题的普遍性与自身特殊性。唐剑、李晓青认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存在多维贫困，不仅体现为收入贫困和消费贫困，还体现在知识技能的匮乏、社会保障制度供给不足、市场经济意识不足等方面。^[5]庄天慧、张海霞和杨锦秀通过调研数据证明，自然灾害导致直接的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是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6]陈全功和程蹊认为少数民族的贫困与他们所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紧密相连，民族地区反贫困研究应重视空间贫困理论。^[7]相关研究分析了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多维原因，主要有自然环境决定论、制度供给不足论、人力资本决定论。针对自然环境决定论，李茂林等提出民族地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弱有关。^[8]曲玮和涂勤等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双重视角讨论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认为经济社会发展可以缓解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反贫困的负面影响，但自然地理环境仍旧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因素。^[9]针对制度供给不足论，刘明宇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户籍制度及涉农的政策性垄断，可以有效破除“制度性贫困陷阱”。^[10]杨颖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制度不利”造成农民普遍发展机会和权利不均等，农民能力匮乏是导致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11]针对人力资本致贫论，张利洁认为劳动力市场失灵、个体投资效益的预期风险、教育的低水平循环、封闭的自然环境是导致西部民族地区人力资本贫困的重要原因，而人力资本贫困是西部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12]邵志忠从人力资源因素出发，认为人力资源数量不足、人力资源质量低、常住人口结构不合理并呈现女性化趋势、人力资源的“群体无意识”是导致红水河流域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13]

针对上述问题，不少专家提出了反贫困的对策。赵曦认为西部农村反贫困的重点是提升农民的基本生存能力、生产能力与发展能力。^[14]张亮晶等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应从生态的角度选择生态型反贫困战略。^[15]李晓辉等提出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扶贫机制创新思路与方法，即要特别注重社会扶贫、扶贫措施精准化和提升贫困人口能力，通过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