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缓解贫困是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等协调发展的外在效果之一。在控制人口增长和考虑少数民族人口规模的大背景下，中国对少数民族实行了宽松的人口控制政策，其中对人口数量较少的少数民族不实行计划生育。差异化计划生育政策，以及不同少数民族家庭的生育意愿和行为，导致不同少数民族的人口规模与增长速度存在显著差异（见表1）。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表明，1990～2000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5.56‰，而汉族为10.69‰；2000～2010年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6.71‰，而汉族则为5.60‰，少数民族人口与汉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差距缩小。^[1]总体而言，1990～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汉族。就具体民族而言，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民族中，维吾尔族人口年均增长率从1990～2000年的15.43‰增至2000～2010年的18.30‰；而人口较少的独龙族年均增长率从1990～2000年的24.66‰降至2000～2010年的-6.97‰，出现人口负增长。人口增长速度放缓是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主要表象。表1所列举的主要分布在西部民族八省区的39个少数民族中，2000～2010年人口年均增长率比1990～2000年低的占69.23%。不同人口规模的少数民族在不同时期的人口增长情况存在明显差异。

表1 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及增长情况（1990年、2000年、2010年）

表1 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及增长情况（1990年、2000年、2010年）-续表

在人口出生率方面，西部民族八省区的人口出生率出现了明显下降（见表2）。1990～1999年西部民族八省区的人口出生率年均增长率低于2000～2012年的年均增长率。1990～199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年均增长率为-3.96%，除内蒙古外，其余七省人口出生率降幅均低于全国水平。2000～2012年，广西人口出生率年均增长率为正，贵州、云南、内蒙古、西藏、青海、宁夏六省的人口出生率降幅均高于全国水平，而新疆的人口出生率降幅略低于全国水平。由此看出，西南地区的云南、西藏和贵州以及西北地区的青海四省份的人口出生率呈现了1990～1999年到2000～2012年的加速下降趋势，而内蒙古、广西、宁夏、新疆四个自治区的人口出生率呈从早期的较快下降到21世纪以来的下降速度放缓的趋势。

表2 不同时期民族八省区人口出生率及其年均增长率变动情况

在少数民族人口比重方面，民族八省区中除贵州、宁夏外，其他省份少数民族人口数在1990～2010年的年均增长率均超过全国汉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见表3）。1990～2010年，青海、新疆、西藏和云南四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以1%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增长。贵州、青海、宁夏三省区的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在此期间出现了明显的提升。

表3 民族八省区少数民族人口数及占总人口比重

由于少数民族人口规模变化的差异显著，人口政策在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之间所产生的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效果必然会截然不同。因此，本文尝试以西部民族八省区为地区范围，分析当前民族地区人口政策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家庭收入和支出的角度探索人口政策在不同民族地区缓解贫困方面的实际效果。

二 西部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西部民族地区人口政策发展现状

21世纪初期，民族地区在制定和实施人口政策中更加突出反贫困的因素，人口政策的重点由当初的“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转向“扶持家庭发展”。在新时期，计划生育家庭帮扶政策的内容体现为通过鼓励计划生育和提供扶贫开发资源相结合的方式帮扶贫困家庭摆脱“贫困恶性循环”。极具代表性的政策是“少生快富”工程。^[2]据统计，2006～2013年，“少生快富”工程累计扶助63.7万户农村家庭（见表4），同时推动了扶贫资源向“少生快富”扶助家庭的汇集。

表4 西部地区“少生快富”工程资金投入与受益户数

从地区的“少生快富”政策效果来看，云南省自2008年起在25个边境县实施“少生快富”工程，2010～2012年又陆续将迪庆州藏区3个县纳入工程实施范围。在此期间，云南全省共有9.93万户享受到国家“少生快富”政策，奖励资金近3亿元；2013年全年有5398个“少生快富”家庭领取了一次性3000元的奖励^[3]。截至2013年，宁夏“少生快富”工程使宁夏人口年均增长率由“十五”期间的1.47%降至“十二五”前三年的1.10%，总人口增速下降，2013年人口自然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