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由于各地区间经济发展程度存在比较大的差异性，我国对于民族地区通常实施特殊的发展扶持政策。这不仅表现在加强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础产业发展上，而且对民族地区在扶贫政策上也有一系列的特殊优惠，因为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相对更为严重。经过长期的实践，我国的扶贫政策也是一揽子的，不仅包括收入支出，也涉及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各个方面。

住房所具有的资产属性，为居民在遭遇经济冲击时提供了可能的缓冲机制。随着住房分配体制改革和房地产市场的兴起，我国居民居住条件总体上发生了非常明显的改观，人均居住面积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与此同时，住房分配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市场化的分配机制使居住条件更为依赖个人的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状况。房价攀升使得收入较低的人群的住房保障问题更为突出。在我国居民收入贫困得以缓解的背景下，扶贫政策越来越关注包括住房等在内的更为宽泛的福利贫困。例如国家扶贫办确立“保障扶贫对象基本住房是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奋斗目标”^[1]。在专项扶贫政策中，农村贫困人口的住房改造也越来越被重视。

为了改善农民居住环境，2001年财政部提出要利用中央财政对沼气项目进行补助，2003年出台的《农村沼气建设国债项目管理办法（试行）》规定农村沼气项目以“一池三改”为基本单元，对于项目区建池农户，中央给予补助。政府在对沼气项目补助的同时，也改善了建池农户厕所和厨房等住房设施的环境。2005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为改善农村的居住条件发挥了重要作用。2011年6月财政部等部门印发了《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补助资金为专款专用，补助资金的支持对象为居住在危房中的农村贫困户，优先支持农村分散供养五保户、低保户、贫困残疾贫困户危房改造。2011年9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出台的《农村住房建设技术政策（试行）》对新农村住房建设做了一系列规定，并要求政府要统筹规划、统筹资源、统筹资金，整合并捆绑使用各种扶持“三农”的资金和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带动作用，这为改善农民的居住环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政府虽然出台了一系列农村住房保障政策，但依旧不完善。目前对我国居民住房条件总体状况、住房贫困等相关主题的研究总体上不多，现有的少数研究也通常是强调城镇居民在住房分配体制市场化改革下的居住环境的改变，以及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如李实和罗楚亮^[2]在2002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发现，城镇居民的住房贫困发生率为2.7%，而农村流动人口中的住房贫困发生率则为40%；Sato^[3]推测北京流动人口的住房贫困率大约为28%，其他城市为21%；罗楚亮^[4]在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基础上发现，受教育程度较低以及从事生产操作性职业的人群中住房贫困率则相对较高。而对于少数民族的住房状况、民族之间的住房状况差异、住房贫困与民族属性之间的关联性等的研究则很少。成艾华和易成栋^[5]基于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家庭住房数据分析住房状况的民族差异。

本文以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调查数据为基础，对住房贫困的民族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并在概率回归模型分析的基础上，对住房贫困发生率的民族差异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引申出民族视角的住房反贫困的政策含义。

二 汉族和少数民族住房贫困的基本状况

本文的数据以国家统计局在2000年进行的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为基础^[6]。随机获取了部分样本，其中2000年的样本为全部数据的千分之一，2005年为1/5。在本研究中，我们只选用家庭户作为研究对象。从住房数量和住房质量两个方面来界定住房贫困。对于住房数量贫困，采用的标准为两人及以下户为28平方米，然后每增加1人新增10平方米，住房质量贫困则根据是否有自来水供应、是否有独立的厨房和独立的厕所来识别，不具备以上任何一项条件的住房，都被视为质量贫困^[7]。本文所讨论的住房贫困，以调查时的居民的实际居住状况为基础，不考虑是否对住房拥有产权。

在上面的住房贫困标准下汉族和少数民族^[8]的住房贫困发生率见表1。本文首先总体分析了汉族和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