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

作为史上公认的世界上最大的国内人口流动，当代中国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并使中国在过去30年里取得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2]。近2亿的从农村到城市的流动人口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农村家庭的收入结构，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家庭收入增长的最重要贡献者^[3]。这些收入大多以财政转移、汇款等方式被转移到外出务工人员的来源地。例如，2005年，Gong et al.^[4]估计有近300亿美元从中国的城市转移到农村。相对于土地分配的收入，从非农活动中获取收入（外出务工收入）已然决定了农村社区的财富不平等的现象得到了公认^[5]。

然而，有关跨民族群体人口流动和外出务工收入的分配性福利效应的针对性研究，尤其在中国仍然只是处于预热阶段。在中国，基于民族群体的小范围研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一小部分文献压倒性地证明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之间存在巨大的经济差异^[6]。特别是，人口流动已被证明最终会强化劳动力市场的分割^[7]。那么，人口外流又将怎样影响农村地区民族群体的收入、贫困和收入分配？

在对涉及人口流动和发展两个相关主题的文献进行综述的基础上^[8]，本文将研究中国农村民族群体内部的劳动力流动对收入、贫困和收入分配的影响。

本文采取反事实分析方法，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官方最新的但尚未出版的2012年中国少数民族家庭调查数据。反事实分析方法是研究外出务工收入与发展二者之间关系的常用方法^[9]，而本文采用反事实分析方法尝试研究外出务工收入对不同民族的社会福利的影响尚属首例。

反事实分析方法的研究结果揭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外出务工收入增加了不同民族的家庭平均收入，但也导致更高水平的贫困和民族内部的收入不平等。基于这样的结果，本文发现处于收入分配底端的家庭往往遭遇人口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相反，在一个阈值之上，人口迁移则对处于较高收入分配水平的家庭产生积极影响。这个现象常被描述成贫困化增长^[10]，即人口流动在收入上带来积极变化，同时也导致较低的社会福利水平。不同于先前类似的有关外出务工收入的研究，本文发现人口流动是反贫困的，一项简单的人口外迁政策可能对更贫困的家庭产生不必要的负面影响，因而，在贫困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很有必要实施更精确的扶贫政策。

二 人口流动和发展

向外输出劳动力不仅丰富了家庭的非农活动还增加了家庭收入和储蓄^[11]，同时也能降低负面冲击带来的脆弱性^[12]。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人口流动能促使家庭采用更加有利可图的农业技术^[13]。对劳动力输出地而言，外出务工不仅能改善其家庭福利^[14]，而且是新增就业机会的关键驱动力^[15]。正如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激励人口外迁的地方性政策在中国也被广泛采用，并已成为“农村生计多样化”和缓解贫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6]。

尽管人口流动和积极福利相联系被再三强调，但就人口流动对输出地的分配性福利来看，学界的证据是不足的^[17]，并且也未达成共识^[18]。总体来说，先前的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带来的外出务工收入提高了劳动输出所在家庭的收入，降低了贫困率^[19]而外出务工收入对收入分配却产生不确定的影响^[20]。

三 中国的民族

国家调查统计数据往往排除了工人的收入信息和劳动力参与信息，因此有关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文献还是相对较少^[21]。此外，少数民族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8.5%，大约1.05亿人口）不利于进行有意义的跨民族比较^[22]。

基于中国的民族维度研究贫困、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的早期文献引起了学者对中国某些少数民族群体和汉族之间福利状况的密切关注^[23]。

（一）数据和统计概要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瑞典国际发展合作机构共同资助的中国少数民族家庭调查项目（CHES）代表官方第一次尝试收集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全国代表性数据。虽然少数民族人口占中国人口总数的比例不到10%，但仍有1亿以上人口，其中大多数分布在中国偏远的西部省份。从2012年开始，中国少数民族家庭调查项目的数据由这些省份的统计局来收集，将农村和城市家庭登记户设计出一个抽样方案，使得在国家范围内处于城市和农村的汉族和少数民族家庭具有统计上的代表性。调查问卷包括个人、家庭、乡村三个层面的诸如社会经济状况、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