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研究背景

在中国，反贫困很多时候被表述为“扶贫”。中国的扶贫方式以20世纪80年代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980年以前是直接救济的“输血”方式，通过救济粮食、衣物的直接调拨发放来保证贫困地区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水平。1980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以及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反贫困战略转为对贫困地区实行综合治理与开发并重的“造血”方式，强调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经济发展，即所谓的“扶贫开发”^[1]。扶贫开发，是相对于救济式扶贫而言的，指区域开发、分片扶贫，通过经济发展消除贫困^[2]。

民族地区是中国贫困人口集中分布的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自然生态环境恶劣、自然资源禀赋较弱、环境承载力较差、产品结构单一、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等原因，贫困面积较大，历来是中国反贫困战略的重点和难点地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就十分重视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实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投入大量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依然面临严峻的形势。2012年，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全国共有592个贫困县，其中中部地区有217个，西部地区有375个；少数民族八省区（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贵州、云南、青海）共有232个，占全国的39.2%。西部民族地区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民族人口分布较为集中的地区，其贫困程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减少和逐步消除贫困已经成为中国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对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以及扶贫开发策略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全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可持续发展，而且有助于边防巩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二）文献综述

围绕反贫困以及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问题，近年来涌现出了众多的研究成果。针对自然环境致贫论，魏众认为应当给予税收和公共投资方面的优惠待遇，对于贫困者个人而言，他认为移民、从事非农活动、计划生育等是有效的反贫困措施^[3]。曲玮、涂勤等从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的双重视角讨论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的影响。根据2000～2006年甘肃省51个扶贫开发重点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经济社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不利的自然地理环境对贫困造成的负面影响，但是自然地理环境制约仍然是导致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政府可以通过合理的政策设计，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贫困的发生^[4]。针对人力资本缺乏致贫论，朱玲认为投资贫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有利于改进人力资本状况，以有效应对加入WTO后的就业形势^[5]。杨强运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疆边境县（团）的贫困问题进行研究，并对新疆边境县（团）反贫困开发障碍性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认为人力资本开发应该是新疆边境县（团）反贫困开发最主要的内容^[6]。针对制度不利致贫论，刘明宇提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消除户籍制度及涉农的政策性垄断，明晰土地产权，实现城市与农村劳动力的双向流动，可以有效破除“制度性贫困陷阱”^[7]。杨颖认为农村贫困的根源是“制度不利”造成农民普遍发展机会、权利不均等，农民能力匮乏导致贫困，因此必须根据当前农村贫困的根源及主要特征及时调整中国的扶贫战略，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8]。民族地区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等因素，贫困问题具有自己的特殊性。陈全功、程蹊认为少数民族的贫困与他们所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紧密相连，空间贫困理论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民族地区的扶贫研究应该重视空间贫困理论^[9]。李茂林等提出民族地区贫困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资源禀赋相对较弱有关。民族地区多为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地沙化严重，自然灾害频发；山区可供耕作的优质土地资源欠缺，土地贫瘠，产出率相对较低；环境承载力较差，资源开发面临较大困境等^[10]。庄天慧、张军认为，灾害的发生是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除了灾害本身的贫困效应外，还与致贫因子与孕灾环境的契合性密切相关。因此，民族地区在实施扶贫开发时应该高度重视防灾减灾机制的建设，让灾害治理与扶贫开发齐头并进、协同发展^[11]。案例分析方面，李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