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处于重大的战略机遇期，文化对于经济社会的助推作用愈加显现。文艺的发展繁荣，不仅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也是当前政府文化行政的核心内容。本文将结合上海实际、结合文艺工作面临的新形势，为地方政府如何进一步围绕中央文化发展战略，抓好宏观、把好方向、做好顶层设计，提供可资参考的案例；为确立文化在实现“两个一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中的重要地位，准确定位实施文化强国战略中的工作目标，以及“十三五”期间文化发展规划的制定，提供可资研究、借鉴的资讯。

一 构建与时代相适应、国情相吻合、地情相匹配的文艺体制，是艺术生产与管理得以顺利运转的基本保障

上海地处改革前沿，是面向全球，高度开放的国际化城市，其文化形态在全国乃至世界文化格局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探索符合国际潮流、中国特色、上海特点的文化发展新模式，已然成为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所面临的最紧迫、最重要的课题。“十一五”期间，中央对深化文艺体制改革做出全面部署，把顺应时代要求、深化体制改革提升到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战略高度。多年的改革实践，让我们深切地领悟到，文艺体制改革是文艺事业发展繁荣的必由途径，也是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上海迫切需要构建起适应度高、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利于开放、有利于持续发展的文艺体制，同时要率先在全国范围内为实现文艺体制的创新突破作出努力。

什么是与我国文艺形态相契合的体制模式？与其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机构设置、权限划分，是针对相应关系所建立的制度，是形之于外的实施形式，在当下，我们更愿意将它视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当三者之间的互动产生滞涩甚或是咬合发生错位时，它的润滑矫正作用是及时有效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多样性和灵活性则是它当下最显著的特点。

上海在构建新型文艺体制、探索与时代相适应的文艺体制格局上作了多年努力，这一努力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可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前后，其背景是“打破铁饭碗”，解决文艺团体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普遍存在的“大而全”“人浮于事”的现象，促使艺术生产力得以充分释放。在这一时期，文艺领域一些旧的格局相继被打破，新的体制模式初见端倪。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一阶段的改革带有某种自发的成分，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阵痛，但符合新时期文艺发展的内在需求，动静之大，足以引起全国关注。无论如何，这一阶段的改革打破了文艺领域长期以来的沉闷、闭锁，坚定了文艺事业发展繁荣必走改革之路的信心。

第二阶段为21世纪初。当时全国文艺体制改革的形势十分明朗，党和国家对深化文艺体制改革的要求也更为清晰、具体。围绕政府职能转换，这场改革呈现出左冲右突的特点，目的在于突破瓶颈，以创新思维实现政府职能真正从办文化向管文化转移。在这一时期，上海实现了文广合流，同时，进行了诸如文艺院团“资产划拨”“媒体托管”“集团化管理”等一系列尝试。应该说，这一阶段的努力，对正确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加强社会文化组织（机构）发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阶段则是被称之为“改革破冰期”的当下。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为文艺领域改革发展指明方向。为全面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上海及时出台了《关于推进上海文艺院团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其中的24条针对性举措，着力于“扎扎实实把上海文艺工作提高到新水平”，同时，把贯彻中央文艺工作座谈会精神列为全市重点推进和督查工作之一。这场以政府为主导的新一轮改革，在上海凸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注重整体布局，优化体制结构。文化软实力很大程度来源于制度软实力。习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艺领域要形成不断出精品、出人才的生动局面，“深化改革、完善政策，健全体制”是根本保障。《实施意见》针对相关文艺院团，将其划分为讲“世界语言”“民族语言”以及“本土语言”的三大类，制定了明确的分类指导意见，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上海的文艺体制做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