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本文有两个初衷，它们分别出自于两方面的观察：一方面，欧盟作为迄今为止唯一成功的跨国政治共同体吸引了很多人的兴趣，这些兴趣有出自对欧盟的单纯好奇，也有出自国际政治的考量。而德国在欧盟内部的核心地位几乎已经不可撼动。一个相对普遍存在的认知是，德国的这个地位并非仅仅依靠其经济力量的强大。二战结束不到一个世纪，给欧洲国家留下惨痛记忆的德国就不再以战后一二十年那种谨小慎微的姿态出现，而是成为欧盟——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共同体和最有话语权的政治共同体之一的颇具分量的领导者之一；另一方面，文化政策尽管逐渐成为一个独立领域，但所获的重视依然不够。这部分是因为人们对文化以及文化政策的理解还停留在相对传统的层面，部分也是因为学界对这个话题依然未能给出足够兼具说服力和影响力的论据。尽管已有学者意识并指出，文化可以被当成某种社会调控以及管理手段来看待，但这些研究绝大多数都把注意力放在微观和中级层面，而缺少对宏观层面的把握。这篇文章，既出于本报告对欧盟、德国、文化政策等的兴趣，也希望抛砖引玉，填补研究上的空白。

二 欧盟政治的叙事新形态及其制度化

与传统和常见的叙事相比，欧盟政治的叙事有其特有形态。毋庸置疑，欧盟如今的政治管理形态脱胎于传统的联邦制——今日的德国和美国都是这种制度的经典代表——而后者又由中古时代欧洲领主分封的雏形演变而来。但欧盟如今的制度与德国或美国的联邦制有根本不同：除了并不意在因此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之外，更深刻的不同在于欧盟政治的叙事有别于传统的叙事。

（一）传统政治叙事的机制

叙事并非自然产生，而是人为的后果。正如一本小说由人创作、要有头有尾有宗旨一样，社会和政治领域的叙事产生在于人为从历史和现实的无数个事件当中挑选出部分事件，构成某种“叙事链”，使其成为某个完整的故事，并赋予该故事特定含义。“叙事即观察者使社会现象变得有意义。”观察及研究叙事构建过程的文献不可谓不多，对于叙事的组成部分，各位学者亦自有主张。此文并非旨在做理论探讨，因此不加详述，暂且粗浅地总结为三个部分：定义了政治共同体为何诞生、怎样诞生的原基础神话；从其历史中选择性提炼、为其成员提供忠诚度依据并为其当下存在正名的神圣品质；揭示其终极理想的终极神话。

所有的构建过程都指向一个明确的结尾，也就是第三步，即这个故事的组成变得神圣而不可侵犯，而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品质”则成为某个政治共同体——无论是今日的国家和跨国界组织，还是封建时代的诸侯王国或者帝国——赖以存在的价值基础。其中的意义在于，虽然这些神圣或宏大的品质或不能于短期内达到，但它们却为叙事提供了明确的终极目标，并因此成为共同体中成员的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提高忠诚度和凝聚力、敦促整体的努力。它为理解某个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为何而生及其作为提供了一种“官方”的指南，不仅解释其来源，也为其存在和行为的意义正名。

直到现当代，这些叙事服务的对象一直是传统的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以及有行政权力的城镇或联邦州。它不仅可使一个政治共同体的诞生和存在合理化，也可以保证其制度在将来的延续。这也为其成员提供了某种“本体安全”。后者指的是“大多数人对其身份认同将会延续、对其行为所面对的社会和物质环境将会稳定的信心”^[1]。而这种信心是叙事得以继续的基础动力。

（二）欧盟叙事的特性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结束以来，“终极目标”变得越来越不重要。利奥塔德将其形容为“宏大叙事的终结”。忒尔邦也指出，战后东西方看似在追求不同的“现代性”，然而作为过程的“现代化”道路的前进模式却是相同的：重要的不再是处于道路尽头的“现代性”，而是确保“现代化”的过程处于某种既定轨道上。

但尽管如此，叙事中的“终极目标”是传统民族国家和政治共同体存在的主要形式。直到欧盟诞生，唯一的超国际组织是联合国。虽然有学者指出，全球化带来了“民族国家的消解”，但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还是北约都至多只是有共同的行政纲领，却既没有政治叙事，也不涉及身份认同。联合国虽有一定的政治叙事，却既无实质的行政权力，至今也未给其成员提供身份认同。因此，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