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重民生者，天下和谐。民生民意问题始终是事关社会兴衰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坚持共建共享发展，这标志着民生民意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共建共享发展内在的要求始终坚持“发展为民”的价值导向，激发人民群众推动发展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求始终坚持“民生优先”的行动导向，激发万众一心谋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求始终坚持以民意为重的评价导向，以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为评价尺度。为了全面、真实、客观地反映上海市“共建共享”发展成果，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社情民意调查与公共政策评估”智库团队通过连续跟踪调查，形成了本研究报告。

一 研究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研究回顾

“民生”“民意”的概念，在西方社会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民意是公众的意志，是对自己权利的意识和表达，与之相关联的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民欲是公众的具体需要，与之相关联的是行政层面的问题”^[1]。此后，马基亚维利、霍布斯、洛克、卢梭、托马斯·莫尔等思想家分别从不同角度阐述了民生民意问题。而“民生”“民意”在某种程度上被测量和量化，则始于1824年。此后，民生民意研究逐渐进入了“科学化”阶段。时至今日，学术界已经诞生了一系列专门性或综合性的经济社会（民生民意）发展指数。

在专门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方面，有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就业、失业与不充分就业的统计指标，《全球教育全球监测报告》提出的“全民教育发展指数”（EFA Development Index），等等。而在综合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方面，包括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提出的“社会现代化指标体系”，美国社会健康协会提出的“ASHA指数”，美国海外开发委员会提出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指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指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理查德·J.埃斯蒂斯（R. J. Estes）教授提出的“社会进步指数”（Index of Social Progress，ISP），由科布（Cobb）、哈希蒂（Halstead）和罗（Rowe）等人提出的“真实进步指数”（Genuine Progress Index，GPI），等等。此外，针对这种指数过于重视客观指标而忽视主观指标的问题，许多欧洲学者还专门提出了“社会发展质量”（Social Quality）理论，力争实现社会发展评价的“实际好”与“感觉好”的统一。

在我国，许多思想家也在很早时期开始关注民生和民意问题。公元前400年左右，“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等思想就是关于民生问题的深刻论述。“贵民生”或“厚民生”，在中国古代有不同形态的表述^[2]。孔子提出了“庶民、富民、教民”的“仁政”思想，老子提出了“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的“道治”理念，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的论断。除“贵民生”或“厚民生”之外，我国古代思想家也非常重视“听民心”“察民情”。比如，东汉时期的王符曾论述：“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潜夫论·本政》）此类论述不一而足。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民生”更是与“国计”并重，体察民情、集中民智、顺应民心也一直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而我国关于民生民意的科学系统研究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仅各级官方统计机构日益体系完善，而且各种准官方机构（学术团体、政府研究机构）、科研机构和市场调查公司（如零点调查公司）也得到了快速成长，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民意）评估研究的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多种综合性和专门性的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民意）指标体系，包括，陈友华、宋林飞等提出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3]，吴永保，姜玉山、朱孔来等提出的“现代化指标体系”^[4]，梅松、齐心，陈黎明、向书坚、李炳林等提出的“和谐社会指标体系”^[5]，周小毛、何绍辉、杨畅，徐延辉、陈磊等提出的“社会质量指标体系”^[6]，林南、卢汉龙，风笑天、易松国，周长城、蔡静诚等提出的“生活质量指标体系”^[7]，等等。另一项与本研究联系较为紧密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生发展研究”课题组提出的“中国民生发展指数”（People’s Livelihood Development Index in China）。其他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