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ffman将污名定义为“受损的身份”体验：使人感到羞辱的特征或属性，如身体上的缺陷、品质的污点，或者是不受欢迎群体的成员资格。^[1]就健康领域而言，污名化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绝大多数的疾病要负载不同程度的污名。历史上，麻风病、精神疾病、性病等都曾被极端地污名化，今天，这种污名的矛头又指向了艾滋病。以下四个条件被认为是疾病高度污名化的原因：疾病的产生被认为是患者的责任、疾病难以治愈甚至致死、疾病具有可传染性、疾病的症状能引起人们的厌恶和反感。这四个条件仿佛就是为艾滋病专门设置的一样，无怪乎它在出现之初就与污名和歧视息息相关、从未消减。

但包括感染者在内的弱势群体并没有全然顺从话语的宰制。De Certeau试图用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来“阐述庶民大众沉默抵抗的生活诗学”^[2]。他相信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言谈的力量，并将之作为一种足以改变日常生活本身的微政治。人们在规训网络之中并非毫无抵抗能力：文化霸权者用“战略”宰制意识形态，“一般人”则用“战术”——言说、阅读、行走、购物、烹饪等——伺机而动，在强者掌管的空间中迂回地渗入权力。

按照Habermas的观点，“语言和文化是生活世界的基本因素”^[3]，生活世界是一种由文化传播和语言组织起来的解释性范式的储存。De Certeau认为叙事是一种“说的艺术”，“当普通人变成叙述者的时候，当他确定了话语的场所以及话语展开的空间的时候，文化的临近便开始了”^[4]。

在新媒体技术日益成熟的今天，感染者得到自我表述的赋权。“知艾家园”（http：//www.120x.net/）是一个关于艾滋病交流的论坛，诸多HIV感染者和艾滋病患者在其中既倾诉极为私人的患病故事，又将艾滋病作为一项公共社会议题进行讨论。本文旨在通过对“知艾家园”这样一个网络论坛的民族志研究，包括对论坛帖子的文本和话语分析，来探讨这些身负污名的个体如何策略性地进行话语抗争，努力逃离道德旋涡。

一 慢性病命名

命名是认识世界的开端。将一种疾病命名，表明了社会对其的基本认知和分类。早些年，包括媒体在内的主流话语常用“瘟疫”来指称艾滋病，这一命名时至今日仍然甚嚣尘上。瘟疫，既包含大范围传播并致死的趋势，又象征道德的毁灭和毒害——在“工具”和“符号”双重意义上将一种疾病妖魔化与污名化。艾滋病曾被认为是“同性恋瘟疫”，但是自从人们认识到所谓的“同性恋瘟疫”并非只侵袭同性恋时，瘟疫之名更是愈演愈烈，对疾病的恐慌盘桓在全社会的上空。人们立刻联想到过去那些令人胆颤和厌恶的流行病：霍乱、麻风痛、黑死病等。

随着时间推移，人们逐渐发现艾滋病并不会像瘟疫那样威力十足，至少，它是可防可控的。但不可否认，它是一种“传染病”，人们谈艾色变，惧艾如虎，“工具污名”仍然不可消减。

不管是“瘟疫”之名还是“传染病”之名，艾滋病感染者都发现主流社会加诸其上的疾病命名不利于自己带病生存并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所以他们试图重新命名和界定“艾滋病”，改变旧话语，创造新话语，从而争夺话语边界。在“知艾家园”中，很多感染者都不约而同地将艾滋病定性为“慢性病”，努力言说艾滋病的慢性病特征，弱化其他特性，以形成新的、利于自己的艾滋病知识体系。

艾滋病就是慢性病，只要坚持治疗，按时服药，是能活很久的，像那些乙肝、糖尿病什么的，也是治不好的慢性病，也要终生服药。（陕**子）

现在这病已经和糖尿病一样了。多休息，提高免疫力，注意cd4，到吃药的阶段一定要吃药，只要保持cd4在300以上，就永远和健康人没区别的。（彩**组）

“慢性病”话语的命名和言说，刻意忽略的是其传染性和与越轨行为的相关性。借此，感染者希望将其建构成一种类似于糖尿病的疾病：没有道德污名，没有传染风险，只要注意日常生活保养并遵医嘱就无异于健康群体。

事实上，艾滋病的确并不像人们担忧的那样大范围蔓延，HIV感染者也并未如他们所预料的那样迅速死亡。一方面，HIV的传播具有局限性；另一方面，临床上已经有了一些控制病毒的方法。这为慢性病的命名提供了相当大的说服力。

以慢性病来命名艾滋病，对感染者而言需要确立“带病生存”的乐观信念；对非感染者而言需要适应与感染者长期相处的模式；对社会而言则需要制定对付这种疾病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