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利用媒介促进欠发达地区、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发展一直是我国的重要举措。比如，199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实施了“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信息入户工程”，但是由于这些信息工程采用了自上而下的传播模式，脱离农村实际，缺乏扎根乡村的内生性，效果有限。随后，一些地区进行了“科技信息大院”“智慧乡村”工程建设，但是这类设置在乡政府、村委会办公大楼的信息工程依然无法摆脱农民参与度不高、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模式。随着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移动终端使得每个人都与世界互联互通，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真正实现了“地球村”。随着农民智能手机持有率提升，手机成为农民信息使用的重要媒介终端。那么移动媒介、移动互联网进入乡村后，是否会改变农民的信息使用模式呢？

2015年腾讯推出了“为村”移动互联网公共平台，最初推出的公共平台基于微信公众号，实行中心化发布模式，实则为村两委班子提供了一个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信息发布平台。这类平台没有为村民提供参与的入口和通道，因此，虽然村庄的微信公众号为乡村展示提供了平台，但依然是Web1.0时代产品。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无法参与的互联网平台具有较大局限性。2016年，腾讯做出调整，推出了升级版乡村微信公共平台——“为村”公共开放平台。这一版本最大特点是为村民参与表达提供了入口。这个平台的两个重要板块分别是“广场”和“大喇叭”。广场定位于村民的网络公共空间，主要有“赶集”“顺风车”“村里好货”“美景”“惠农广播”“看电影”“便民电话”“网上订票”“学知识”9个栏目。“赶集”栏目是村民网络交往的公共空间，取名来自乡村赶集，寓意为村民可以在公共空间中交流互动。这个板块为村民提供了发布帖子的通道，操作方式类似于网络论坛。村民可以进行发布信息、表达心情等图文操作。“为村”公共平台的“大喇叭”定位于村务治理，设有“村务公开”“书记信箱”“调查问卷”“集资众筹”“投劳投工”“投票评选”“活动报名”“办事指南”“病虫害上报”9个栏目。这个板块主要为村庄治理机构提供支持和便利。这两个板块均为村民提供了意见表达的空间，让村民可以自由表达。对于乡村而言，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村民鲜有机会通过媒体进行表达，而“为村”平台则提供了村民表达的通道。那么当“为村”平台嵌入乡村后会为乡村社区传播带来哪些变迁，移动互联网与乡村社区传播有何关系，这是本文研究缘起。

本研究的田野点F村位于甘肃省陇南市康县城关镇，是西部山区的一个汉族村庄。F村距离康县县城4.5公里。全村农业户171户，人口581人。该村执行退耕还林政策后，多数农民不以种植业为生，青壮年劳动力多外出打工，少量农户经营农家客栈。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线上民族志和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腾讯自2016年4月上线了村民可参与表达的升级版“为村”公共平台。此阶段贵州的铜关村、甘肃陇南花桥村、湖南湘西比耳村都上线了此平台。笔者于5月18日开始关注甘肃陇南市康县长坝镇花桥村的“为村”平台，以线上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体验“为村”公共平台，并了解当地村民移动互联网使用的观念和行为。7月底，“为村”又开通了16个村庄的公共平台。笔者于7月23日开始进入新开通的公共平台，并申请注册为村民，最终有10个“为村”平台接受了笔者的申请，被认证为“为村”村民。在对新开通的“为村”平台体验后，笔者将甘肃陇南康县城关镇F村作为田野点，并于8月12日进入冯家峡村，进行了为期35天的田野调查。

质性研究选取研究对象有多种维度，本文选择的标准是典型性，即F村“为村”村民参与度全国最高，用户最积极，表现最活跃。笔者的判断依据是腾讯“为村”发布的“为村”全国总号，从这个平台中可获知全国各个“为村”的总积分和指数。

三 从断裂到连接：乡村传播“再社区化”

乡村社区正在失落。近年来有学者揭示了传统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去集体化”和“原子化”特征。^[1]村民的公共精神逐渐缺失，曾经的互帮互助特性正在逐渐消失。部分学者发现了乡村私人生活变迁中出现的“无公德个人”现象，显示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的集体主义和公共生活正在急剧衰退。^[2]从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