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增长现在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它试图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等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特定地理环境使得荷兰人更加明白气候变化、环境保护对于人类生活与城市发展之间的重要意义以及经济无限扩张带给人类社会的巨大风险，通过正确的“环境定价”金融工具来保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成为关键。荷兰是全球较早推行环境税，且环境税收占总税收比重（10%左右）最大的国家之一，荷兰绿色金融改革已经持续较长时间。

当前在荷兰有诸多关于环境税改革的建议，其中有很多甚至互相冲突。如有些人建议应该改变这种环境税的高比例情况，而有些人则建议为了环境保护应该继续提升环境税的额度，有些人认为环境税降低了荷兰的生产效率，阻碍经济向低碳结构的转变，对绿色增长并不利。作为国家级智囊机构，荷兰环境评估署（PBL）对环境税征收和绿色增长、城市发展等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其中对环境定价理论进行了充分讨论。反观我国，当前城市正拟推行环境税，但如何确定定价的依据依然较为困难，税率多少需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均衡问题。PBL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层面的分析依据。

一 环境税定价——经济理论分析

在荷兰，环境税选择和设计包括多种冲突，主要包括直接税还是间接税，长期利益还是短期利益，环境保护还是经济发展，环境治理还是财政收入等多方面方法和目标冲突。这揭示世界上并无完美的环境税，金融政策和环境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问题在于环境定价（政策工具）是否能产生正确的效果。

利用税收作为环境定价的工具并不新奇，一般评价税收整体结构的标准是效果和效率、配置公平性和可行性。有效和高效的税收项目应该最低程度地影响公民和企业的支付意愿，这种影响主要依赖于有多少机构受税收、税率及财政补贴的敏感度等影响。从理论上而言，如果商品边际税收成本最高但对于价格的影响最小，那么税收的扭曲效应也就是最小，但是这种有效方法通常与其他目标冲突，特别是对于税收制度的公平性。特别要注重减少对企业和消费者选择的扭曲和影响。从中立的视角出发，税率或税基的改变应该不影响劳动参与、劳动时间和消费模式。此外，总体税收制度的效益和效率的评价也应该考虑环境价格的调节作用。环境税及他们对经济结构贡献的受关注度提升很多。环境是经济结构的一部分已经得到广泛赞成，关键点在于环境税如何帮助调整市场。

（一）最佳生产和污染

基于福利理论观点，环境税是纠正对环境外部负面影响行为的有效工具，边际环境破坏应该在税基和税率调整下降低。这也意味着每单位外部性的税基和税率等于社会最优外部性条件下所导致的边际社会破坏（见图1）。例如，如果一种能源产品的消费和生产导致排放和相关环境问题，这种破坏应该在市场定价中实现减少的目标，征收每单位排放的环境税，这样就会提升产品的价格，导致高污染的产品因为高价格更少被卖出，这也是环境税的目标。

图1 社会最佳生产和污染情景分析

在绝对的市场条件下，定价会在边际收益与边际个人生产成本相等的点实现，其中环境成本并不发挥作用。假设生产厂商通过每单位生产排放导致的环境破坏可以通过不断增长的排放边际破坏成本来表达，排放的边际收益因为产品消费量的减少而减少。只要生产商不考虑环境破坏的成本而只顾最大化自身利益，他们就会选择利益最大化的生产水平。

然而，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而言，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因为这会导致很高的边际破坏成本。这种边际破坏成本应该被降低，以实现社会发展最优化。这种优化点的位置应该是在边际利益不能够抵消边际社会成本的位置，这时候的排放就是最优化。随着对社会福利关注的增加，生产者不能够无视他们的排放所造成的社会危害。

（二）最佳税收情景

作为一种动力，环境税可以促使污染者们为了社会利益改变他们的行为。通过污染所产生的税负或收费来引导（见图2），当经济人（生产者或消费者）都努力减少他们因为污染而缴纳的费用时候，垃圾和废弃气体都会被经济人采用最经济的手段予以减少，最佳社会情景就能实现（见图3）。这也是为什么社会最佳情境下庇古税率应该等于污染的边际社会成本。这是一种有趣的悖论，如果当税收成本可减少环境污染时，税收就会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