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中国以“大国”的身份，提出了“命运共同体”这一新国际秩序理念。在实践中，中国选择从周边国家入手，“一路一带”战略是以周边国家为依托延伸出去，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在全球构建“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步。“亚投行”、“一路一带”经济开发项目等，是构成“周边命运共同体”的物理空间。但是，以往的外交经验证明，要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仅靠经济利益的吸引远远不够，更需要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国家对“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因此，在周边外交中，人文交流应该得到更高的关注。那么，在新时期的中国外交中，人文交流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中国当前的人文交流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转变思路，使人文交流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更加有效地发挥作用？本文尝试对这些问题展开探讨。

一 新时期中国外交中人文交流的使命

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是一种新的国际秩序。如何构建“命运共同体”？这一问题促使我们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理论以及外交实践进行反思。国际政治学中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等理论描述的是美国主导下的现有国际秩序。这些理论将国际社会视作事先给定的无政府体系，认为发生在国际社会里的互动主要以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权力最大化为目标。^[1]在这样的思路下，国际社会上演着军事力量竞争、国际组织主导权竞争、贸易保护主义、意识形态的对抗以及极端民族主义；在这样的思路下，中国崛起被视作权力的重新分配，是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而中国提出的“命运共同体”包含着“和平”、“多元”、“共建”、“共享”、“共赢”等理念，将国际社会视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体”，并且提出了“义利观”这一新的“利益观”。这是对国家行为的动机、目标以及国际社会结构的重新设定。这种国际秩序理念与“现实主义”甚至“自由主义”都相去甚远，相比之下，更适合借用“建构主义”的思维方式来思考。“建构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结构固然取决于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和已有的国际秩序安排，但也取决于国际社会成员共有的知识与观念，国际社会的行为主体与国际社会结构之间存在互相建构的关系。^[2]换言之，“新理念”就意味着“新结构”。与靠制度建设起来的欧洲共同体相比，中国设想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尤其倚重理念，或者说其本质就是一种共生理念。^[3]因此，要构建“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国际秩序，除了吸引其他国家加入“亚投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使周边国家接受“命运共同体”理念也同样重要。那么在外交实践中，中国就应该更加重视人文交流。这是因为，其一，人文交流是文化与思想的交融，是传播新理念的重要途径；其二，人文交流的参与主体更加多样，价值观更加多元和富有弹性，观念性的互动更多，追求国家利益的倾向更弱，更容易避开现有国际结构下国家间的利益对抗，成为新理念的宣传阵地。

通过人文交流获得认同非常重要，这是中国从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经验教训。事实上，新一届领导人越来越重视人文交流，提出了“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四字箴言”，强调“以利相交，利尽则散；以势相交，势去则倾；惟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4]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这样的思路与中国之前以经济合作拉动双边关系、从经济依赖关系中寻求国家权力的思路显然不同，而这种思路的转变是从教训中得来的。回顾过去，周边国家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分享了红利，但“中国威胁论”也在周边日益喧嚣。中国的经济增长广受欢迎，但中国的社会文化发展广受诟病，周边很多国家的民众与中国“近而不亲”。^[5]周边国家惊叹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对“中国道路”充满质疑。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不认同”和“不信任”与领土争端等现实矛盾相互强化，为美国“重返”亚太提供了空间。通过高质量的人文交流扩大“认同”是中国外交目前面临的课题，更是中国周边外交中的紧迫任务，因为周边外交的一个特点就是人文交流规模庞大，而且“一路一带”的建设还会进一步扩大周边的人文交流规模。

综上所述，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人文交流是构建“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渠道。从现实需求出发，中国周边经济区域的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