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不同的领域和视角看战后70年的中日关系，会有不尽相同的认识和结论。^[1]从70年的小时段来看，以邦交正常化为无可争议的最重要历史节点，中日关系是从不正常状态到基本正常状态的一个演进过程。问题是，出于历史及现实的复杂原因，除了经贸与人员往来以外，包括战略、政治、安全以及国民感情等领域在内的中日关系，在正常化后的总体正常中却屡显“不太正常”状态。然而，若从中日关系两千年的大历史周期看，这一现象作为一种正常逻辑的产物，却能够得到比较合理的解释。相对于历史长河中“中强日弱”的历史常态，战后大部分时间的中日关系，其实与战前50年同理，总体上属于“西力东渐”、日本学用“西力”后形成领先的一段“非常态”时期。这就导致在中日强弱态势逆转、向历史常态集中回归的21世纪头10多年里，也就是在常态与非常态的两个历史板块的战略错肩期^[2]，中日关系集中爆发了种种磕碰与摩擦。虽然充当中日关系“压舱石”作用的经贸关系基本面仍属健康，但影响两国关系的负面因素中新老问题交织并存，使得局面日益错综复杂。经过冷战后20余年的摸索与调适，以双方的经济总量对比逆转、重大政策方针敲定为标志，到2013年前后为止，中日在战略与全局层面上对对方的评估、定位、核心对策，应已基本确定和成型。当然，战术、局部和边际领域的竞争与摩擦，仍会时有发生、不时激烈。这种大稳小乱、竞合并存的态势，在中国相对显强的中日关系态势再次出现重大格局变动之前，将持续一段时期。中日关系不仅涉及双方各自利益，而且对地区及国际局势也有重要影响。在这种局面下，再加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中日皆处于关键战略转型期，两国关系是好是坏、何去何从，正引起世人越来越多的关注和解读。

一 历史脉络中的战后中日关系

从古到今，中日关系史上出现过两次大的“非常态”阶段。除此之外，大体是中国占相对优势的“中强日弱”时期。从2010年前后起，中日关系逐步回归到一种带有时代新特征的“新常态”。战后70年所涵盖的中日关系，其特点是较长时期内日本占优、双方战略态势在后期开始“强弱易位”但总体上又处在一种“强强并立”的相对均势格局下。这种局面下，中日关系的极好和极坏局面都不大容易出现，但一定程度上的乱象、摩擦和争端却容易不时发生。

（一）从“非常态”到“常态”的过渡阶段

从历史大周期和文明发展史的角度看，在有文字记载的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中，明显的“非常态”状况出现过两次。^[3]“非常态”是指这两次或两个时期的出现并非必然而是具有某种偶然性。

第一次是从中日开始交往的公元1世纪到公元6～7世纪前后。^[4]因为日本还基本没有或者说刚开始“文明开化”，未形成中央集权和统一国家体制，而中国已经走向较为成熟的“封建”王朝时代，在文化科技与生产力层次上形成了巨大的对日代差。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与先进文明的中心，中日建立朝贡与册封关系，日本对中国采取追随乃至臣服的姿态。这种关系样态，并不能算中日关系的常态，因为世界各国“文明开化”的始发有先有后，具有历史偶然性。

第二次大约是从19世纪末的1895年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的2010年前后。^[5]从晚清甲午战争到1945年二战结束，近代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学用西方新文明与科技，对华形成了代差或半代差性的优势。这个阶段，是中国落后挨打、饱受日本侵略与欺凌的时期。这种“以小欺大”的惨况，在两千年中日关系史上从未有过，是典型的“非常态”时期。同时，从大历史下的中日文明与生产力样态以及日本学习欧美持续推进“近代化”的角度来看，战后70年的中日关系也可以算作这一“非常态”阶段的后半部分。日本虽然在1945年战败，有形物质损失巨大，但战败只是短暂的中断，战前产业革命及工业化的积累（特别是科技与人才的储备），使日本拥有快速恢复生产并发展经济的社会基础与科技能力。战后日本的发展仍处在明治维新近代化的延续线上，战前与战后总体上是一个脉络相承的宏观历史阶段。^[6]日本这种西方工业化与现代化文明的发展，在20世纪70～90年代前期达到了很高的阶段，并且其余势一直持续到21世纪前10年，直至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GDP）被中国超过为止。

同期，中国虽然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基本统一，但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