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权建设”是近年来讨论“对外传播”和“软实力”问题的一个出现频率高且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回顾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和国际环境，民间流传很广的一个比较精辟的总结是，“毛主席解决了中国人挨打的问题，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挨饿的问题，现在则需要解决中国挨骂的问题”。的确，环顾已经站立和富裕起来的中国如今面临的国际舆论环境，不仅从政府的政策层面，常有“中国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强硬论”等如影相随，即便是走出国门经商、务工或旅游的普通中国人，也常常遭遇“欺诈经营”、“素质低”、“不文明”等诸多的诟病和指责。因此，从国家和个人层面改善我们所面对的国际舆论环境，加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已是刻不容缓。

在中国外交以及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非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地，也是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和“掠夺资源论”等负面舆论持续发酵的主要舆论“战场”。因此，从中非关系的发展历程中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在话语权建设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和面临的不足，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

一 当代国际体系中的新“力量命题”：弱国的强势话语权

20世纪50～60年代，是新中国刚成立不久的艰苦奋斗时期。在经济层面，经过多年战争的损耗，国力十分羸弱，可谓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外交层面，新中国也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和围堵，不仅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仍被台湾当局把持，整体的外交空间也相当有限。在舆论层面，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政权也被西方掌控的国际舆论工具描绘成“共产共妻”的“洪水猛兽”。

然而，在如此险峻的环境下，处于弱势的新中国却通过在非洲的强势外交，为中国在非洲乃至国际上赢得了强大的话语权和崇高的国际地位与威望。有美国学者认为，中国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赢得的国际影响远远高于其物质力量所能提供的水平，给“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命题提出了解释的难题”。^[1]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里·哈丁也说：“中国领导人在运用他们掌握的资源时，具有高度的技巧，最突出的是中国能巧用外援，通过慷慨而没有条件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为中国争得影响，使他们的国家成为对世界局势发展的一个主要发言人。”^[2]中国学者阎学通也认为，“60年代中国在非洲的政治声誉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利益，就是靠这种政治声誉，中国赢得了非洲国家的支持，打破了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战略。非洲国家的政治支持在中国1971年重返联合国发挥了重大作用”。^[3]

归纳起来，这一历史时期新中国强势话语权的取得，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高度重视非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对非提供政治、经济和外交支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国人对非洲重要性的理解往往局限在非洲丰富资源以及广阔市场和投资机遇等经济层面。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非洲在政治和外交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大力支持非洲的反帝反殖斗争其实也是支持我们自己，因为非洲的反帝反殖斗争不仅可以牵制企图遏制新中国的西方势力的力量，同时也可以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外交孤立和封锁。因此，新中国在自己经济并不富裕甚至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对非洲国家反帝反殖及民族经济发展，提供大量真诚无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在20世纪50～60年代，对非洲发生的埃及人民反对英法侵略的苏伊士运河战争、阿尔及利亚反对法国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有联合国军卷入的刚果事件，中国始终站在非洲人民一边，在自己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不仅从道义上、物质上和财力上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给以支持，而且对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提供军事援助，帮助阿方训练其军事人员。当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在1958年9月宣布成立时，中国很快成为第一批承认该政府的国家。据悉，法国政府曾表示愿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换取我国停止对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的支持。但中国政府明确指出，我们绝不能为改善同法国的关系而不支持阿尔及利亚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坚持反帝反殖的原则立场，赢得了非洲国家的好评，也为中非关系打下了十分牢固的政治基础。

第二，周总理三访非洲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和巨大感召力。1963年12月至1965年6月，周恩来总理先后三次对非洲11国进行了正式访问，^[4]所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