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只破不立的“炸弹+民主”输出模式，在叙制造了25年来最严重的国际难民危机

“市场、民主和美国的权力曾被视为冷战后支撑世界的三个领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这一切都开始黯然失色。尤其是随着危机的持续蔓延，不仅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度本身的缺陷日渐突出地显露出来，移植西式民主的很多国家也陷入战乱和动荡之中。资本主义的政治合法性遭到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危机，福山甚至发出“没有优质国家，就没有优质民主”的感慨。台湾学者朱云汉也指出，美国作为积极推动民主的唯一超强，却是劣质民主的最大传染源。它提供错误示范，输出政治伎俩，为他国政治人物提供“专业服务”，且经常采取自我矛盾的双重标准。“阿拉伯之春”国家尤其是叙利亚的境遇便是最好的明证。

冲突爆发后，叙利亚不仅经济上受到美国、欧盟、阿盟等的制裁，政治上陷入国际纷争，而且国内饱受战乱之苦。各方力量只是把叙利亚当成相互博弈的地缘政治舞台，就像普京所批评的：一些西方国家“借助火箭和炸弹‘输出民主’”，却对叙利亚国内真正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历时多年，叙利亚冲突爆发伊始示威者打出的“改革、增加自由、改善民生”等口号一个也没有实现，反而最终在叙利亚造成影响世界的巨大难民潮。

根据总部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结果：从叙利亚内战爆发的2011年3月到2015年6月8日，战争已导致超过32万人丧生，其中有统计的死亡人数为23万多人，其中平民死亡人数最多。叙利亚经济也在战争中面临崩溃，整体水平倒退了30年。

西方民主本身已经沦为选举民主，只要程序正确，在这些国家选举出亲西方的政权就算达到目的，但是“阿拉伯之春”到“阿拉伯之冬”的上演，已经显示出这种逻辑的谬误之处，也是叙利亚的前车之鉴。

2010年底至2011年初在突尼斯爆发的“茉莉花革命”迅速席卷了整个阿拉伯世界，引发了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剧烈变革，一度被认为是“第四次民主化浪潮”。统治者长期连任、政治腐败不堪、通货膨胀严重、失业率高企，几乎是这些国家的通病。然而四年多过去了，这些国家并没有如人们所愿走上政通人和、富足自由之路，更没有迎来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春天，而是政权频繁更迭，军人干政现象突出，教派和族群冲突严重，经济显著倒退，失业率大幅攀升，政局剧烈动荡，在权力真空的状态下，极端组织大行其道，“伊斯兰国”恐怖主义趁乱成长为主要威胁。利比亚2014年由于石油生产出现中断，GDP增长率为-24%左右；也门2012～2014年GDP年均增长2.82%，但与2010年之前年均4%以上的增长仍相去甚远，贫困率增至33.7%，青少年贫困率高达54%；埃及虽然历经波折、几经动荡，甚至经过了“二次革命”，但在外部压力下实现的大选根本不足以酝酿出真正的民主政治体制，依然是军方势力为代表的强人政治；突尼斯情况虽然稍好一些，并迎来了第一位民选总统，但其政治过渡在阿拉伯世界不具有普遍意义。

美国学者亨廷顿早就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由此可见，缺乏西方民主土壤的阿拉伯之春的失败也就在意料之中了。匈牙利科尔维努斯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欧洲一体化和安全政策专家加利克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国当初对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干预，就是用新政权替代‘独裁’政权，推广‘民主’，但现在这被证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作为美国的盟友，欧洲国家也参与其中，美国和欧洲（对难民问题）负有很大的责任。”

二 “以叙制叙”的代理人政策造成叙利亚矛盾丛生、利益激化

叙利亚有着非常重要的战略地位，在美国及其中东盟国的眼里，叙利亚与同为什叶派的伊朗、黎巴嫩一向交好，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与以色列以及沙特阿拉伯等海湾国家关系不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甚至认为伊朗可能在叙利亚政府军帮助下，试图在以色列占领的叙利亚戈兰高地“建立第二条恐怖战线”。因此，美国一直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为眼中钉，与海湾国家都支持打击叙利亚。基于此，在叙利亚冲突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