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民主制度并非良治善政的制度保障

在西方主流舆论看来，以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多党制、议会制、总统制和三权分立制度为主要内容的西方民主制度具有普世性，必定能给世界各地带来经济快速发展、政局长期稳定和民生持续改善，是良治善政的制度保障。

但是，西方舆论的这种论调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在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没有一个案例证明，可以通过“移植”、“嫁接”西方的民主制度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挤进西方发达国家的俱乐部。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曾以1870～1988年为历史跨度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按人均GDP计算，全世界前20名最富裕国家的排名几乎没有变动。^[1]相反，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甚至因此一度陷入停滞或受到严重损害。20世纪七八十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实施西方“民主化”的结果是其经济在整个80年代陷入停滞，被称为“失去的十年”。许多非洲国家几乎在同时也实施西方“民主化”，其结果也不比拉美国家好些。尽管这些非洲国家资源丰富，但依然无法摆脱贫穷，“经济从越来越困难走向崩溃，非洲陷入了更加苦难的深渊”。^[2]

更为不幸的是，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原社会主义的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走西方民主道路，结果并没有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反而使经济发展遭受重创。例如，在叶利钦的“带领下”，俄罗斯全力实施西方“民主化”，其结果却是其“国内生产总值缩水近50%。物价飞涨，股市、汇市狂跌，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3]乌克兰这个以“欧洲粮仓”著称，在苏联以工程师比例最高、制造业和工程技术最发达而著称的国度，如今却几乎沦落到原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发展程度垫底的境地。到2012年，乌克兰的实际GDP仅相当于1990年的69.5%。^[4]

相反，在没有“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的众多事实面前，“几乎没有人还认为经济发展与普选制和三权分立是密不可分的了”。^[5]越来越让许多人反而开始相信，“对于实现繁荣、安全和提高国家实力来说，西方民主并非必要，甚至毫无帮助”。^[6]

诚然，西方所谓民主国家比较长时期地保持了其发达国家的地位，至于保持其发达国家地位的原因，如果把它归结为其民主制度而非对国内外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侵略、掠夺和奴役，那不是缺乏常识，就是别有用心。这里也不能不指出，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各种有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衰落的论调开始成为世界舆论的一个主题。

其次，西方民主制度不仅不是政局稳定的重要保障，相反却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动荡根源。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伴随着西方所谓的“民主化”进程而发展的是族群对立、民族分裂、社会动荡、贪腐未绝、政局不稳的乱象。不说当前政局仍然动荡、混乱的乌克兰和伊拉克，单以后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的情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许多利比亚人曾经天真地以为推翻所谓的利比亚“独裁者”穆阿迈尔·卡扎菲，就可以开启利比亚政局稳定的“民主新时代”，但现实嘲弄了他们。西方舆论中“民主”的利比亚现在不折不扣地成为“阿拉伯世界里的狂野西部：危险丛生，无法无天，隶属于各个宗教政治派别的武装民兵大打出手，争夺控制权，外国恐怖分子也趋之若鹜”。^[7]

正是对西方民主制度容易导致国家动荡有深刻的洞见，1994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郑重指出：“我敢肯定，如果我们采用现成的民主体制，如美国的那种，那么今天马来西亚的总理可能就不会站在你们的面前了。他将忙于处理在马来西亚首都出现的骚乱和炸弹事件，揣度一个叫作马来西亚的国家是否仍然存在。”^[8]

虽然说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局长期呈现出一幅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图画”，但是，这种政局稳定的“图画”却是以“政府关门”屡见不鲜、游行示威和罢工运动频频发生，以及“华尔街式”的占领运动不断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等为其永远无法抹杀的底色的。

再次，西方民主制度与善政没有必然的联系。众所周知，善政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民生持续得到改善。实施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和地区，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其民生改善的表现并不佳。美国乔治城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查尔斯·A.库普坎就深刻指出，在西方民主国家阵营，“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善治的需求与政府实际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