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道路究竟怎么走？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一些关键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实际上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规划。改革开放以后的近十年中，我们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实行的是限制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怕农民进城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1世纪以来的十年，才逐步清理了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然而，到现在还是不彻底。

一 城市化道路的四种模式

东亚、拉美、印度和中国四种发展模式中，各自走的城市化道路不同。东亚体面的城市化道路。东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土地制度改革较为彻底，耕地平均化，后来韩国和台湾都进行了农村土地集中的改革和调整。虽然今天其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但是，比起拉美、美国和欧洲，其家庭农场的规模平均也就在两公顷左右。不过，他们放开人口流动，农村土地私有并比较均匀，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在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了就业机会，加上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可以变现，再加上政府对土地和房价的控制，转移到城镇中的人口在城镇中有购买住宅的能力。台湾在土地和房价没有上涨前，1980年时城市化水平达到65%，并且城市中85%的居民有了自己拥有产权的住宅。韩国政府建造了250万套住宅，解决了1/4人口的住房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初时，也有一些贫民窟存在，后来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人民收入的提高，逐步进行了改造，使人民都有了体面的住房。

印度和拉美“贫民窟”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印度和拉美，也是人口自由流动，转移人口的形式主要是贫民窟方式。拉美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大量的农场为公司式经营，农场面积比美国家庭农场平均面积都要大，农村无地的农民涌向城市；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农村家庭农场本来平均规模就很小，但是也存在着大量的无地农民，农村的农民也涌向城市。无地，以及从事农业比较收益低，使得拉美和印度的农民大量涌向城市，而城镇中政府又没有注意促进能大量容纳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城市中存在着大量的就业不足甚至无业的农村人口，导致进城市人口的收入较低。加上一些无地农民在农村没有资产可变现，在城市中没有增长较快的收入，政府财力又对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供给没有支持，结果只能使他们在贫民窟中安身。印度目前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而城市人口中约35%居住在贫民窟中。拉美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贫民窟也进行了改造，并将其也纳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1]

二 中国城市化道路的风险

以往学术界对城市化道路的理解，主要是走不走城市化道路，即重点发展农村，还是重点发展城市？如果走城市化道路，也主要是在发展特大城市、大城市，还是发展中等城市，还是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这样一些问题上争论。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口，从城乡结构上，向农村流动还是向城市流动？从区域分布上，是从哪些地区流出向哪些地区流动和集中？从城市规模上，是向多大规模的城市和城镇流动和集中？虽然受到人的规划意志、交通建设等方面的影响，但是，起基础调节作用的仍然是市场机制：人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可以预期的能够获得的收入水平、生活成本和创业及找工作的难度（包括居住成本、日常生活费用、教育医疗养老等成本）等无一不受到市场机制的影响。发展及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一个地区和城市吸引人口向其流动和集中的机制，而生活成本和创业及找工作的难度是一个地区和城市向外排斥人口的机制。发展和工作机会及其收益大于生活成本，吸引人口向内流入，反之，则排斥人口使其向外流出。因此，人口往哪里流动，在什么地区发展什么规模的城市和城镇合适，是由市场经济机制内在调节决定的，并且现代交通、电力、通信、互联网、管道等网络技术使城市间的交流加快，交易成本下降，克服了传统的小城市规模（假设传统交通、电力、通信和管道技术和装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收益较低的状况。所以，国家和各级政府，不能断然地在战略上决定重点发展某一规模的城市或者城镇；而且，对于工资水平，水、天然气、电、住宅等这样一些物品的价格，应尽可能地让市场供求定价，避免发生价格扭曲，使价格等机制发挥人口吸引，或者阻碍人口流入以及向外排斥人口的作用，使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