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悠久，特别是从西周到唐时期在中国历史发展演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周和秦朝，这里是全国性王朝都城所在地，遗留下了数量不菲的文化遗址，对它们进行探查、研究、保护和利用，有助于世人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文明，传播中国历史信息。本文研究的对象主要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陕西省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西周、春秋战国和秦朝遗址。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本文论述陕西周秦时期遗址文化资源研究、保护和利用状况。

一 陕西西周遗址文化资源状况

（一）商代遗址文化资源

陕西新石器时代文明较为发达，仰韶文化遗存数量众多。但到了夏商时代，陕西境内发现的遗址数量不多，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主要有西安老牛坡遗址（第五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渭南华县的南沙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至商代）；咸阳武功县郑家坡遗址（第七批，商代）；宝鸡扶风县益家宝遗址（新石器时代、商代），凤翔县水沟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至战国）、岐山县的凤凰山遗址（第六批，商代至周代）、赵家台遗址（第七批，商代、西周）；位于咸阳杨凌和宝鸡扶风的故邰国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商代、周代）；汉中南郑县的龙岗寺遗址（第六批，旧石器时代至汉代）、城固的宝山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商代）和榆林清涧的李家崖城址（第六批，商代延续到周代）。

这些商代遗址，承上启下，将陕西夏商周文化连贯，有助于认识西周文明的发展。

（二）陕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西周遗址

1.陕西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西周遗址

陕西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西周遗址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分别是位于陕西省西安的西周丰镐遗址（第一批）；位于宝鸡市扶风县、岐山县的西周周原遗址（第二批）、岐山县的凤凰山遗址（第六批，商代至周代）、岐山县赵家台遗址（第七批，商、西周）、眉县的杨家村遗址（第六批）、凤翔县的水沟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期）、陈仓区的桥镇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西周）、渭滨区茹家庄遗址（第七批）；位于渭南韩城市的梁带村遗址（第六批，周代）；位于咸阳市长武县的碾子坡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至西周）。

陕南陕北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西周遗址有位于榆林清涧县的李家崖城址（第六批，商代至周代）和商洛市商州区的紫荆遗址（第七批，新石器时代至西周）。

2.对西周遗址的考古发现

长期以来，考古界都很重视西周遗址的发掘。对西周遗址的考古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1951～1954年考古工作者就对丰镐遗址开展广泛的调查，发掘了周穆王时代的墓，出土了“长由盂”等丰富葬品。1961年冬在马王村村西清理一座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共五十三件。还在丰邑出土了铸铜泥范，其中一块外范主纹采用了西周初期流行的翘尾夔龙。对镐京的发掘出土了鼎、豆、盂、盏、碗、瓮、罐、盆（储器）等十多种。铜器均出自窖藏，82件，包括西周初、中、晚三个时期的器皿，器类有鼎、盏、盘、壶、鉴和杯等十多种。此外还有铜匕首等，多数铜器的制作精美华丽，具有较高工艺水平，如新旺村第1号铜鼎。^[1]根据截至2004年的发表资料统计，丰镐地区658座墓葬曾经出土陶容器1998件，器类有鬲、罐、簋、觯、卣、豆、瓿、盂、碗、鼎、瓮、尊、壶、盘、盆、爵、釜等20种。器类中鬲有654件，约占总数的33%；罐513件，约占26%；簋224件，约占11%；盂168件，约占8%；瓿62件，约占3%。^[2]杨家村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仅1949年后就有四次重要的发现，1954年发现一个约20厘米高的“金马驹”——驹尊和一个小“金马槽”；1972年发现一尊大鼎，鼎重78.5公斤，鼎口沿内有铭文27字；1985年，杨家村又出土了一套青铜打击乐器——青铜编钟；2003年发现一批文物，27件窖藏青铜器中26件是宣王时期所铸造，一件盂是厉王时铸造，其中一四足附耳盘（ 盘）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周文王至周宣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这批文物堪称1949年后窖藏最完整、铭文最多、数量最多的青铜器。^[3]2014～2015年在对周原遗址的考古中，发现了迄今规模最大的西周单体建筑基址、精美马车的车马坑和发达的水网系统等。周原遗址入选201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梁带村遗址是陕西省考古工作的重要发现。梁带村遗址自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