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每一种文明的延续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当代的国人需要弘扬文化精神，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共同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动力。文化，作为人类生存、生产及生活经历与经验的累积，蕴涵在地理环境、经济往来、社会演变之中。

回顾台湾绵延近四百年的开拓过程，既带有移民社会的烙印，同时也保留母体文化的形态。在此文化融合背景下，尤其在明末清初，闽粤移民随土地垦殖赴台，台湾独特的地理、人文、社会环境为其与外界特别是与闽粤地区的交流从而形成自己的地域文化提供了空间优势，留下诸多生活习俗、生产技术及社会组织等文化融合痕迹，特别是随着宗教信仰的纷至沓来，既有原住民平埔族崇尚的原始宗教，也有闽粤移民本身的闽地宗教，甚至还有西方外来信仰。当人们闲暇之余或面临灾难时，总要寻求精神寄托，各种寺庙便成为其争相朝拜之地，这些寺庙不仅承载着移民精神的慰藉与寄托，更被其视为其团结互助的所在。仅有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以宗教信仰为依托之人口多达半数；岛上各类宗教门派林立，信徒众多，寺庙遍布，被称为“宗教之岛”“多神之岛”。剖析寺庙兴建、重建及改建历史，挖掘其背后的文化意涵，由此厘清地域宗教文化发展脉络，可以更好地理解并解决文化融合。由此，以台湾为基点思考文化交流缘起，便紧扣住了时代最敏感的脉搏。

二 台湾宗教文化缘起

中国佛教早在公元前1世纪末已传入西域；公元前2世纪，迦湿弥罗的毗卢折那才前往西域于阗传扬佛法；东汉初期，佛教自于阗沿丝路子孔道西传；公元前60～前10年，向西或北传至叶城、莎车等地，向东北传至且末、若羌、楼兰等地；公元前2年，西域高僧伊存曾口授浮屠经给中原弟子秦景宪。公元7世纪后，以穆罕默德为首的阿拉伯人，吸收犹太教、基督教、波斯教教义而创立伊斯兰教，同时其文明影响波及阿拉伯半岛、波斯、印度、中国（《甘宁青史略》；金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沿此丝路，景教、拜火教和摩尼教也相继来到中国，以此前出土自甘肃敦煌的《大秦景教三威蒙度赞》《尊经》等宗教文献和文物为据。

台湾佛教发展深受中原地区影响，近代先后经历荷兰殖民、郑氏领导、归属清朝及日本占领时期。由于荷兰殖民、郑氏领导时期之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在台湾南部，早期在此分别建有竹溪寺、弥陀寺、龙湖岩3座佛教寺院^[1]。清朝时期台湾新添3座佛寺，分别为黄檗寺、法华寺、广慈庵，亦均建于南部（《台湾县志》，1720）。1720年后，大批佛寺兴建，台北市龙山寺、剑潭寺等就建于此时^[2]，特别是乾隆时期多种寺庙数目已较前新增。日据时期，新净土宗或真宗传入。其教义、习惯与传统之中国佛教迥异。台北市至少25座佛寺建于此时，多属斋教^[3]。“中华民国”至今，甚多原受奉祀地方神灵及日本影响的佛寺，转变为中国传统佛寺，最显著的例子是日本新净土宗信徒之灭迹与我国大陆高僧对台湾佛寺之各种新影响；各宗派之僧侣共同从事佛学研究，各宗派间无严格门户之见。有2520座佛寺，7450位僧侣，5759000名佛教徒^[4]。

三 龙山寺宗教文化遗存

寺庙作为中国传统建筑之一，与古典文化中的诗词、书画相仿，均力求于固定场域内充分体现主题意涵，使朝拜者在此找到精神依托及相应感悟。中国传统建筑最早经历了原始社会雏形时期如仰绍文化、西安半坡文化、浙江河姆渡文化等，制陶业的早期建筑风格；公元前13世纪至前3世纪，开始进入周代至春秋战国的青铜时代，此时正是西亚、埃及及希腊建筑时期；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4世纪，秦汉时代的建筑风格渐趋成熟，相当于希腊、罗马时期；公元5～7世纪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走向融汇，此时欧洲处于拜占庭建筑阶段；公元7～11世纪隋唐时代走向鼎盛，特别自11～14世纪的宋、辽、金、元时代以后，诸多佛教宗派互融，并与本土儒、道互鉴，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其影响之深在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歌舞中均有体现，丝路沿途所见的佛教石窟、名刹寺庙、石窟等遗迹，所属文化遗产被列为文化领域六大类别之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9年）。但遗憾的是，但进入15～19世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