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和控制被执行人及其财产是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核心内容，执行查控工作的效率与质量直接决定了执行难问题能否解决。深圳法院首创的鹰眼查控网在执行信息化建设中处于基础和关键地位，是推动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重要抓手。鹰眼查控网的建设过程也是一个“互联网+司法执行”平台的迭代发展过程：从无到有的1.0版——从集中查询到执行五查组是深圳鹰眼查控网在全国首创的过程，目前“点对点”模式已经普遍为全国各地执行查控工作采用；从小到大的2.0版——执行五查组升级成为鹰眼查控网，全面完成了由查询到控制的升级，鹰眼查控网从创建至今完成了六次技术升级，是目前全国查控财产面最广的平台；从大到强的3.0版——鹰眼查控网利用一网打尽涉案当事人财产的功能优势，反哺服务公安、检察等联动部门的过程，也是鹰眼查控网共享联动部门强制手段和信息的过程，现在的鹰眼查控网分享了执行协助联动单位涉及被执行人的出入境、乘机记录、纳税等信息和手机定位功能、临控等强制手段，实现了由“找物”向“找物+查人”的升级。截至2016年12月，鹰眼查控网的联动协助单位已经扩容到43家。

一 鹰眼查控网建设背景

（一）问题背景

一是执行查控资源紧缺。“案多人少”矛盾在法院系统是一个常态。在人力资源、辅助配套、硬件设施均不能依据执行案件数量增长而增加的情况下，只能通过执行办案人员的高负荷工作来完成越来越多的执行任务。以深圳法院为例，2010～2012年深圳市法院执行案件5万余件，占深圳法院总案件数20万余件的四分之一，占广东省执行案件总数30万余件的六分之一，执行法官人均办案数超过200件。如不能在更宏观的执行方式和管理方式上取得突破，“执行难”的问题只能随着执行案件的增多而日益突出。

二是执行财产难查。“执行难”的核心之一是“被执行人财产难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财产权利的表现形式越来越丰富，被执行人的财产范围不断扩大，相应的财产权利登记机构也走向多元化。传统的查控方式对财产信息资源掌控不全面，对一些新的财产权类型，如支付宝余额等互联网金融资产无法采取查控措施；一些被执行人的财产具有隐秘性、分散性，如保险、公积金等，处于法院查控范围的盲区，无法覆盖；甚至有些被执行人利用离岸金融产品等财务手段，达到转移财产的目的。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当前执行财产难查的局面，在客观上对人民法院查询、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的传统方式形成了全新的挑战。

三是执行查控手段落后。按传统派人派车奔波于各执行协助联动单位的工作方式，工作的效率、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均存在严重不足。深圳罗湖区人民法院全国模范法官曹林曾办理一个异地执行的案件，出动了9位干警，派出3台车，花了5天时间，耗费了巨大的司法资源，靠着执行干警的责任心和坚持不懈，在最后关头才查控到被执行人800余万元的执行款。这种低效率高耗费工作状态的根源，在于传统执行查询和控制方式的落后。

四是协助执行人难求。法院执行过程中，需要其他协助执行义务人甚至到期债务次债务人的配合。由于法院执行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协助执行人的利益，他们消极对待甚至妨碍执行的行为也时常发生。实务当中，法院一线执行干警反映：银行等协助执行义务人往往以内部规定为依据，用种种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协助执行，执行法官只能依法留置送达，甚至有时候还要采用罚款、拘留等司法处罚措施，才能促使协助执行义务人履行协助执行的义务。

（二）政策背景

关于执行难问题，中央多次发文，可谓十分重视。1999年中共中央下发《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中发〔1999〕11号），2005年中央政法委下发《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2005〕52号），2007年中央政法委又下发《关于完善执行工作机制 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的意见》（政法〔2007〕37号）。执行难，究竟难在什么地方？现在司法界和理论界都普遍认可的说法是中央1999年的11号文件将“执行难”概括为“四难”：即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人财产难查、协助执行人难求、被执行财产难处分。

“执行难”，其成因是社会性的，其影响是社会性的，其解决也必然是社会性的。这个社会性的解决方案就是建立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