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社会企业大规模兴起，社会创新浪潮风起云涌。由于融合了商业性与公益性，社会企业既被认为是私人部门的创新形式，也被认为是第三部门的创新形态，更是公共部门的重要伙伴，引发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全球实践证明，社会企业在扩大就业、减少贫困、环境保护、社区发展、改善社会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做出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活力不断被激发出来，逐渐有先行者探索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一批社会企业组织开始在环保、扶贫、农村、教育等领域发挥作用。特别是，2014年9月李克强总理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来，极大地激发起了社会创新、创业浪潮；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双创”战略进一步成为引领社会创新、发展的战略引擎。这不仅在客观上确立了党和政府加快社会创新的战略导向，也开辟了发展社会企业的广阔空间。

一 概念框架

（一）概念界定

“社会企业”的概念，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意大利出现，1990年由欧盟EMES项目正式提出，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美国得到积极响应，随后20多年来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关于“社会企业”的界定，贯穿两个要素：一是，采用商业手段创收、追求社会目标；二是，本质上，社会企业最终不是为了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引入商业手段是为了实现社会和环境价值。但是，关于社会企业的界定，具有鲜明的地域差异：美国突出市场主导，以市场方式增加收入来源、解决社会问题；欧洲植根于合作社传统，强调集体性社会行动；英国汲取两者之长，由政府定义为“一种以社会目标为首要组织目标的商业形态，组织盈利主要用于自身业务发展或者造福当地社区，而不是为了追求股东或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国际上，社会企业类型，主要包括就业整合类、福利供给类、社会公用类与社区公益类；在国内，比如福利企业、社会服务机构、合作社等组织一定意义上具备相关特性。

国际上，关于社会企业的理论线索主要有“双底线理论”（two-bottle-line theory）与“三底线理论”（three-bottle-line theory）。前者突出社会、经济两个维度，强调社会目标与市场手段结合；后者不仅突出社会、经济维度，还突出环境维度，强调商业创意、社会关怀与可持续发展结合。但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当前国际上比较公认的是国际社会企业研究组织EMES提出的“三维”社会企业理想标准^[1]（见表1）。

表1 EMES理想型社会企业标准

综上，社会企业，是指运用商业手段实现社会目标的组织形态，是跨越公共、私人、非营利三大部门的社会创新工具。它既是一种组织模式，也是一种创新形态，不仅适用于社会领域，是社会组织一种新的目标模式，还适用于市场领域，是市场组织一种新的理想范式，也适用于公共领域，是承接政府职能的一种新的有效载体，它是应对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志愿失灵的新理念、新路径，也是现代公共治理及服务下政府、市场、社会有机结合的产物。理想状态下，社会企业，不仅具有公益性、专业性和非政治性等属性，还具有市场驱动、公益创投和提供公益甚至商业产品、服务等特点。

（二）基本属性

社会企业的根本属性是混合性（hybridity）^[2]。社会企业是一种混合组织的典型代表，没有严格遵循传统公共、私人、非营利组织的划分方法。这是一种跨界属性，通过跨越公共、私人、非营利部门界线，为公共、私人、非营利部门之间搭起制度对接的桥梁。但是，社会企业担负着双重使命，既要实现资金可持续性，又要实现社会目标，为在商业营收和社会目标之间取得平衡，不可避免地引发内在张力。换言之，这种混合组织形态，无论是结构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吸纳了公共、私人、非营利中至少两个不同部门的范式、逻辑和价值，不仅融合了公共、私人、非营利组织的不同属性，也天然地面临着公共、私人、非营利部门之间不同制度的内在冲突。这种混合性，是挑战，也是机会。这体现在：一是社会企业的双重使命要求平衡好社会/福利逻辑（价值创造）与市场/商业逻辑（价值获取）之间的关系；二是混合性直接影响社会企业资金获取与资源动员；三是混合性是贯穿社会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线索。

（三）相关概念

一是社会创业家（Social Entrepreneu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