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备受争议，但如果将其理解为是否最终缩小了与美国的发展水平差距，的确有不少国家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而言，是像东亚近邻一样能够成功“毕业”，还是像拉美那样被发达国家甩在后面，未来十年是关键时期。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本质是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从全球范围来看，中等收入国家往往也是城市化率居中的国家，而在中等收入国家中，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已经落后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大约10个百分点。放眼全球，城市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经之路。所以，从中等收入陷阱的角度来看中国发展，问题的本质是要进一步提高城市化水平，打破人口流动的障碍。尽可能地让每一个劳动力自由选择能够最大化自己人力资本回报的工作和居住地点，是欠发达地区居民提高收入的根本和长效机制。

一 人力资本和大城市的带动作用

在城市化过程中经济集聚发展，这不仅在宏观层面可以使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而且可以让来自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快更有效地提升其收入。要理解这其中的机制，必须理解城市发展中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而大城市和都市圈的发展更能够发挥人力资本外部性和技能互补性。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含义是，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不仅提高了自己的私人收入，还在与其他人的社会互动中产生知识的外溢性，从而在加总的意义上产生社会回报，即一个人能够从其他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中获得收益，包括收入提高、犯罪率下降和人民生活质量改善。如果人力资本外部性很大的话，那么，劳动力从教育水平低的地区流动到教育水平高的地区，就可以获得收入的提高。那么，中国的人力资本外部性对收入的影响有多大呢？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微观数据分析，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高大约21.9%^[1]。如果换用2005年1%的人口小普查数据，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居民平均收入将提升大约19.6%到22.7%^[2]。

现实中存在的一个巨大的误解是，在大城市，产业不断升级换代，这样的城市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或者说，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会替代低技能劳动者？事实上，高、低技能者之间存在着技能互补性，这使得大学生更多的大城市反而需要更多的低技能劳动者。那为什么大城市会促进技能互补？原因有以下三点。

一是劳动力分工。市场容量的增加会促进劳动力的分工更为细化，劳动力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同技能的人在生产过程中位于不同的岗位，相互分工，从而产生互补性。

二是人力资本外部性。人力资本外部性的存在会提升高技能者周围劳动力的生产率。

结合以上两点，可以说明存在劳动力分工时，不同技能的人会从事符合各自比较优势的职业，存在外部性的情况下，高技能者的增加会提高其自身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会促进低技能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大城市会促进高、低技能互补。

三是消费外部性。就业工资的上涨会增加人们从事家务的机会成本。对于高技能劳动力而言，从事家务的高机会成本会促使其将家务活动外包给从事家政、餐饮等消费型服务业的低技能劳动力。同时，收入水平的提高还会增加其他诸如医疗、艺术、法律等的服务需求，而其从事人员主要是高技能劳动力。大城市会通过外部性、分享和匹配等机制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促进高技能劳动力将更多的家务活动外包，同时增加对消费型服务业的需求，进而会增加消费型服务业的就业量。据估计，城市中每增加1个高技能岗位，就会增加5个消费型服务业的岗位，其中2个是医疗、艺术、法律等高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3个是餐饮、收银员等低技能劳动力从事的岗位^[3]。

上述技能互补性的存在使得城市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带动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上涨。高技能者在向大城市集聚的过程中，也将带来大量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表现为城市规模对就业和收入水平的正效应。

高技能劳动者向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集聚是这些城市规模扩张的原动力。由于人力资本存在外部性，一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者获得的学习机会就越多，其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增长就越快^[4]。如图1所示，平均教育水平更高的城市吸引了更多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入。^[5]如果高、低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