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时间:2017年01月 |
流动人口规模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流动人口会有哪些新特征和新趋势?本文利用历年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我国人口流动结构、模式的转型和空间分布的调整,发现:流动人口规模增长减缓,进入“低速”通道,人口、经济和政策的变动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流动人口结构出现素质结构的优化、年龄结构的老化和群体的分化;人口流动模式转变,“扩展家庭”的出现推动流动人口家庭化趋势加深,高端流动人口快速增长,城城流动人口开始活跃;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出现“多元化”趋势,不仅东部地区的大都市圈、沿海城市带形成,中西部城市群也将成为新的流动人口增长极。
The past thirty years have witnessed rapid growth in internal migration in China.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i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in China,what are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trends of internal migration?The essay uses census data and dynamic population monitoring data to analyze the transition of size,structure and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migrant population. The essay has several findings. The growth of migrant population has slowed down and entered a “slow lane.” Changes in population,economies and policies have brought more uncertainty. The structure of migration population has undergone the improvements in quality structure,ageing in age structure and differentiation among groups. The mode of migration has changed,and the appearance of “extended family” has led to the increase in family migration,highly skilled migrants and urban-urban migrant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migrant population has been diversified. Metropolitan region and coastal megalopolis in eastern regions have formed and th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middle and western regions will become the new center of migration.
在过去的30多年,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快速工业化和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国发生了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活动,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流动人口达到22143万人,占总人口的16.53%,比2000年翻了一番。通常我国从户籍角度来界定这一群体,流动人口是指跨乡(镇、街道)以上流动,离开户籍地务工、经商、生活居住的人。
近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第一,“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及相关社会体制改革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国家对未来全国的城镇体系规划和户籍制度改革做出了全面规划,必将对未来各区域的人口分布产生深刻影响;第二,受到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影响,我国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正在被广泛接受;第三,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出现变动,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出现端倪,我国自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这些因素将对人口流动的规模、结构、模式、分布将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将利用历年普查数据和2010~2014年的国家卫计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新特征和新趋势。
一 人口流动的动因:工业化与城镇化
当前我国人口流动的主要形式是由农村向城镇流动,也存在人口由小城镇向大城市的流动,流动人口中大约七成以上为城乡流动人口,人口流动是我国城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而人口城镇化的主要推动力是工业化的发展,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入工业部门,并携眷迁入城镇生活,由此形成人口城镇化。因此,可以说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我国人口流动的两大动因。发展经济学的领军人物阿瑟·刘易斯(W.Arthur Lewis)依据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与经济发展特点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这一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农业和非农业两个部门。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传统农业部门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较高的生育率和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人多地少的情况普遍存在,农业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远小于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此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几乎为零,额外多投入的农业劳动力不能提高农业产量,他们处于隐形失业的状态。当经济开始发展,非农业部门相对于农业部门不断扩张,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传统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便源源不断地进入非农业部门,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城乡形成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下面笔者将通过数据分析我国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的这一过程。
(一)产业结构的变动
我国大规模的人口乡城流动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并非是我国大规模工业化的开始,但却是与工业化的结构发展息息相关的。对比三次产业增加值和就业的构成变动(见图1、图2)发现,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明显加速,到20世纪70年代,第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的七成以上,但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仅占二成,两者形成巨大的落差,当时我国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产业政策,重工业对就业人口的吸纳十分有限。不仅如此,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户籍制度的管理下,劳动力不可能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之间自由流动,有招工需求的单位也是在政府组织下统一进行招工,不存在人户分离的情况。同时,由于城镇的就业容量十分有限,政府号召广大青年上山下乡,形成短期的城镇向农村的劳动力迁移。
图1 1952~2014年三次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例
图2 1952~2014年三次产业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中所占比例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产业结构经历了大幅度的调整变动,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进一步下降,由1979年的30.7%下降到2014年的9.7%;第二产业内部的轻工业得到较大发展,在扶持轻工业发展的政策方针下,1985年轻工业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超过45%,1990年接近50%,基本与重工业持平;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由1979年的22.3%上升到2014年的47.8%。得益于工业结构的轻工业化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就业结构的非农化比产业结构的非农化更加快速,农业就业比例由1979年的69.8%下降到29.5%。同时,为配合企业招用农民工的需要,政府放宽了流动限制,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均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