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的政策演变及管理现状

良好的教育政策和管理制度是中国大都市^[1]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有力保障。面对快速激增的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数量，十余年来，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中国大都市在学前教育政策上做出了积极的回应。从“政府不管”逐步走向“管理边缘化”，并日渐重视施行新政来统筹解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所遇到的各类问题。在经费投入上，采取民间集资为主、政府多样化补给的方式，为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提供尽可能好的物质条件。在行政治理模式上，倡导多元并存，鼓励区域性地开展创新性探索，为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提供和谐的社会环境与氛围。

（一）从“政府不管”逐步趋向“管理边缘化”

随着数量巨大的随迁子女亟须入读幼儿园，不合格的民办幼儿园或看护点应运而生，随迁子女的学前教育问题也就成了中国都市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时代性话题，社会经济发展形态带给了中国都市学前教育巨大的挑战。由此，随迁子女学前教育问题逐渐进入政府部门的视野，并逐渐纳入教育管理部门的政策范畴。总体上说，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政府不管”的混乱状态，逐步发展到各地政府日渐重视，并开始将其视作都市教育的组成部分，为此，政府陆续出台相关文件，旨在加以适度规范管理，尤其以上海、北京、深圳等都市最为典型。虽然各都市在不同程度上谋划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学前教育的发展计划，也采取了积极措施，但总体而言，还远远不够。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全国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有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管理规范，也未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在教育及管理政策上存在诸多盲点和不完善之处。

以上海为例，上海是全国最早高度关注随迁子女学前教育问题的城市之一。大体上说，上海出台的有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政策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开始重视和加强规范管理阶段（2008～2009年），政府开始以出台正式文件的形式，加强本市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学前教育的工作开展，并制定了专门招收农民工同住子女的民办三级幼儿园的建设标准。该标准在坚持卫生与安全条件不降低的前提下，适当放宽了幼儿园的环境和硬件建设要求。第二阶段：看护点政策出台（2010～2012年），上海市在继设立民办三级幼儿园的基础上，又专门制定了规范该市学前儿童看护点的相关要求，并对看护点的设置提出了明确意见，同时在卫生安全标准不降低的前提下，再次适度放宽了对硬件、场地等的要求。这三年出台的政策文件聚焦在加强民工子女学前教育场所的安全治安管理和改善办学条件上。第三阶段：实施新政以统筹解决民工子女教育问题（2013年至今），赋予各区县更大的空间及各具特色的自主权，强调针对实际的区情制定相应的政策，并强调以“积分制”的方式统筹安排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园问题。

（二）行政治理的多元与差异并存

就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前教育而言，目前全国尚未形成统一的行政治理模式，明显呈现多元化与差异性并存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尚未明确由哪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学前教育，也尚未在全国范围内出台强有力的管理政策和治理方案，各大都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主要是根据都市特点开展了个性化的探索；二是就某都市而言，所出台的相关教育政策大多数是原则性的，鼓励其所辖的区县分别开展符合区域特点、区情实际的多样化治理模式。

在这种大环境下，全国各大都市在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治理上自然会出现以下特征：第一，学前教育机构名称表述不一。譬如，在上海，以接收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主的学前教育场所通常被称为“民办三级幼儿园”“看护点”等；在深圳，则被称为“普惠幼儿园”等。第二，治理模式多样。譬如，上海市坚持“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相关部门分工协作”的学前教育行政治理模式，2014年1月开始实施新政，在全市范围内推行“积分制入园”办法，统筹安排随迁子女适龄儿童进入所在区县公办幼儿园就读，也允许其选择进入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就读。然而，在深圳，由于公办幼儿园很少，95%的幼儿园是民办园，该市率先探索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