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一所农民工随迁

子女幼儿园的走访笔记^[1]

笔者和四环游戏小组的马老师从北京师范大学出发，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车程，在九点半的时候赶到了良乡的一所幼儿园。这是一所农民工打工子弟小学的附属园，共有两个班，一个中班，一个小班，每个班级孩子在28名左右。教室是地砖白墙，墙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装饰，教室设置完全按照小学的样子，讲台、黑板和一排排座椅；右边挨着墙放了一个桌子，上面整齐地摆着一个班的作业本，分为语文、数学和英语三个科目。两个班共有三个老师，其中两位年纪较大的主班老师都有民办小学教师的从业经验，一位年轻的老师是临时请来的配班老师。

孩子们的教室是简易房搭成的，院子倒是不小，厕所是老式的旱厕，没有水来冲洗。孩子的家长全都是外地农民工，附近之前是矿区，后来没有矿了，现在是大大小小的采石场。孩子们的父亲大多都在采石场干重活儿，母亲在家照看孩子。幼儿园不管中餐，一个月收费400元。幼儿园所在的镇子只有一所公立园，因为户籍的原因基本不收外地孩子，除了我们来的这所幼儿园之外，还有两所打工子弟幼儿园，但据老师说因其条件比较好所以月收费都在800元以上。

笔者和马老师发现孩子们大多数都有青眼圈，像是睡眠不足的样子，向老师了解后才知道，孩子们的父亲在采石场不常回家住，妈妈们有时带着孩子一起聚众搓麻将。两个班级五六个孩子的脸上有深浅不一的疮疤，老师说这些是孩子害“羊胡子”疮留下的，最严重的一个小男孩现在整个下巴都还是脓疮。

当天，马老师分别给中班和小班都带去了活动。中班是折纸，折一个简单的小房子，但发现幼儿园没有废旧纸张，只好临时找来打印纸及用过的作业本纸，折纸的过程中孩子们觉得很新鲜、很好玩。小班是玩一个“说悄悄话”和“传声筒”的游戏，小朋友很自然地趴在老师怀里和肩膀上告诉自己拿的是什么，拉近了我们和孩子们的距离……走的时候，不少孩子都开心地问：“老师，你们下次还来吗？”

一 农民工随迁子女和打工子弟幼儿园

在全北京市各阶段的就学人口中，幼儿园阶段非京籍就学人口占就学总人口的比例接近三成，而且增幅较大，由2001年的8.3%上升到2015年的26.6%。

在北京，数量庞大的流动儿童群体本身已经呈现鲜明的社会分层。在重视孩子教育的社会大背景下，经济和条件较好的家庭一般都会想办法去公立幼儿园和高端的民办幼儿园，而条件相对不好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因为家庭所处地理位置和家庭经济条件，大多数只能选择打工子弟幼儿园。

本文所论述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也被称为“打工子女”或“随迁子女”。他们具有以下明显特征：大多数来自北京以外各个省份的农村；父母没有正式的上班单位，自己做小生意或者从事不稳定的雇佣工作，父母没有连续的社保缴纳记录，工作呈现非正规的特点；家庭住房拥挤，大多数没有正式的租房合同和租房税收缴纳证明；家庭呈现较强的城乡流动性，低龄学前儿童更容易随着祖父辈或母亲等看护人在城乡季节性流动，由此导致学前儿童入学时间不固定和学前教育需求非正规的特点。

在北京，专门招收处境不利的流动儿童的打工子弟幼儿园，有一个通俗的称谓——“山寨园”。由于它们未能在教育主管部门注册，随时面临被取缔的风险，媒体往往称其为“非法幼儿园”“无证幼儿园”“黑园”。其主办者主要是流动儿童家长，属于“自办园”“民办园”。“山寨园”规模普遍较小，大多分布在城乡交界处。从举办形式来看，既有小规模的混龄式家庭托儿所，也有按照年龄大致分为三个班的中等规模园所，同时也不乏存在历史较长、口碑较好的园所，有的甚至实现连锁经营。虽然被污名化为“黑园”，但是它们契合了当地社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基本需求：收费低、入读时间灵活、离家近。

2009年7月，北京市“完善学前教育体制”专题调研组首次通过官方渠道发布非正规托幼机构的数据，并将它们冠以时下流行的“山寨”一词。数据显示，当时没有正式注册的山寨幼儿园达到1298所，数量超过了全市的注册幼儿园（1266所）^[2]。

二 北京学前教育的发展背景

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市仅有百十所幼儿园，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带来了入园需求的大增长。根据企事业单位的实际情况，北京当时实行“谁家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