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城乡二元的社会结构之下，流动儿童教育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公共政策话语中被称为“流动儿童”“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到底是一些怎样的孩子？在近年来不断演变的政策与社会环境下，他们怎样做出升学、就业、回迁等影响个人发展路径的关键选择，又怎样理解和看待自己的生活和经历？为回答这些问题，笔者在2015年5月到2016年8月期间，通过两个以流动青少年和农村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草根教育公益组织，在广州和云南省某贫困县^[1]对48名有“流动”和“留守”经历的18～20岁年轻人分别进行了2～4小时的深入访谈，并对其中十位受访者的学习、生活进行了参与式观察，探究其成长和教育经历及主观体验。通过分析这些受访者的迁徙和升学轨迹可知，初中毕业后的选择对这些受访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依据这一节点的选择，可以大致把他们分成四类：在流入地进入中等职业教育、在流入地升读高中、独自返乡读高中以及全家返乡读高中^[2]。本文选取这四类路径的受访者中较有典型性的四位作为个案，重点呈现他们和家人如何在不同的经济实力、家庭关系、教育背景和观念的影响下做出升学、就业等关键选择，以及他们对自己生活的认识和期冀。

一 雯子：入读职中，陪伴父母

雯子今年十八岁，她出生在广东湛江的一个小镇上，不满一岁时跟随父母来到广州。雯子父亲是的士司机，从每天早上七点工作到下午六点，母亲在超市做售货员。雯子的童年，家里算不上贫穷，但也并不宽裕。由于没有本地户籍，进公办学校要交三四万元的赞助费，家里无法承担，她从小在家附近民办的正华学校读书。正华学校位于广州北部一个“城中村”腹地，背面是大片的工业区厂房，正面则是密密麻麻的住宅楼，自行车、电动车、三轮车、小轿车、小卡车在狭窄而曲折的街巷中接踵摩肩，不时溅得行人一身泥水，鸣笛声与街边小贩的叫卖声交织成令人耳膜发麻的街头交响曲。

雯子九岁时，妈妈怀上了弟弟，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医院。雯子的爸爸忙着照料怀孕又生病的妈妈，就把雯子送回了湛江老家，寄住在舅舅家里。在老家读书的那段日子，雯子刻骨铭心：她很想念爸妈，一下子瘦得厉害。妈妈实在不忍心，生下弟弟之后赶忙把雯子接回广州，她才再次回到了父母身边。

小学毕业时，雯子直接被正华学校的初中录取，但爸爸觉得老家的教育比广州好，再次提出把雯子送回老家读。雯子也觉得老家的学校比广州的学校要“管得严”，每周考试三四次检查学习情况，不像在正华学校里，“老师都不管你的”。但对于雯子来说，爸妈在身边比老师和成绩更重要，她不愿意被再次“扔回老家”。提起这个选择，雯子重复她初中班主任对她说过的话：“有父母在身边，才是最好的。”

雯子初一、初二在正华的普通班，她形容当时身边的同学主要是“混的”“玩的”，班主任也觉得班上大多数同学都考不上高中。可雯子的妈妈希望雯子参加中考搏一搏，以免日后遗憾，于是雯子初三时转到了“中考班”。在这里，雯子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她的数学成绩能考七十多分，但物理和化学却很少及格——跟大多数民办学校一样，正华的老师们都身兼两三个科目的教学任务，物理、化学、生物这样的“副科”几乎没有专职老师。不仅如此，她还得面对老师们的频繁谩骂：“你们这帮垃圾还想考上高中啊，就你们这点水平！”九年的学校生活，所学的课程内容雯子大抵已经不记得了，但这些辱骂留下的印记却清晰可见。

2013年夏天，中考结束，雯子和她的同班好友阿芳果然如老师们预期的一样，都没有达到广州公办高中的择校分数线。当时在广州接受义务教育的孩子里，有超过1/3跟雯子一样没有广州户口^[3]，只有通过交几万元“择校费”才有可能上公办高中，由于择校学位总数只占高中学位数的10%左右，不少学校的择校分数线比公办分数线高出几十分。大量像雯子这样没有广州户口又没上择校分数线或交不起择校费的孩子面临三个选择：回乡读高中、辍学工作、读职中。

雯子爸妈把选择权交给了雯子自己。雯子离老家高中的录取分数线还差十来分，舅舅说想办法把她弄进去，但雯子觉得自己既然达不到录取分数线，进了高中也是“拖别人后腿”；况且她不想再次离开父母。雯子也考虑过辍学：那时弟弟也开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