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改革以来，中国坚定地走开放经济的道路，利用自身优良的投资环境积极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大力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发展加工贸易，使自己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使中国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我们把由此获得的增长称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第一波“全球化红利”。但是自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作为典型的大国经济，中国需要与世界经济进行再平衡。过去那种以低端要素加入全球价值链、基于出口导向的第一波全球化发展的红利已经透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中国的全球化战略亟须转型升级。

对经济全球化战略进行转型升级，并不是像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中国应该回归自力更生的内向型经济。恰恰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利用世界经济危机给中国提供的争先进位的黄金机遇，及时启动中国第二波加入或者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战略，这就是要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利用内需市场与全球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最大限度地吸收和利用全球高级创新要素，服务我国以创新驱动为主要内容的经济转型升级进程。这是中国在新的世界政治经济背景和条件下，全面获取第二波全球化红利的最根本战略。

发展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虽然是我们对中国发展趋势和要求所做的一个较新的事实归纳和提法，但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经济现象。目前全球人口和潜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发达国家，基本上都属于这种经济形态。最典型的例子是美国。美国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就是消费，资料显示，近年来美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3是来自于消费^[1]。赫尔曼·M.施瓦茨认为美国正是通过延续国家强有力地创造市场这一长达数百年的进程，才使其霸权于20世纪末叶得以重建^[2]。我们理解，这里所创造的市场是包括国内市场在内的全球市场。

作为一个典型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美国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国内市场巨大和吸引力强，大量吸收了全球各种要素尤其是高级的创新要素。虽然美国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有其自身的条件和复杂的背景，但是依然对我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基于内需的全球化经济体系，实现经济发展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我们认为中国实施第二波经济全球化战略的关键，就是要在转换需求结构的过程中，依靠内需市场的吸引力，用足国外高级生产要素，尤其是创新要素加速发展中国的创新型经济^[3]，促进企业从“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GVC）走向全球创新价值链（GIVC）。与第一波全球化相比，第二波全球化是一次深度全球化，其深度主要体现在增加了对高级要素的需求和吸收，旨在提高对创新要素的全球配置能力，实现我国经济的创新驱动发展。一般而言，基本的利用境外经济要素的方式无外乎“引进来”和“走出去”，具体包括：一是建设各种内需平台，如以事业平台吸收海外高科技人员加入我国产业高级化进程的研究开发等；二是利用国内市场的巨大吸引力和规模效应的支持，发展逆向外包，吸收外国高级要素为我所用；三是“走出去”，即通过海外设厂或者海外并购等方式，以资本的控制力为突破，有效提升对海外经济要素的整合能力和掌控高度，争夺利润丰厚的技术、品牌、渠道等价值链高端环节，实现发展方式转型。无论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吸收国外高级要素都离不开载体和平台，其中，总部经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载体和平台。首先，企业总部主要从事设计研发、品牌营销、决策协调等职能，而当前阶段，能够胜任以上总部职能的国内生产要素相对缺乏，吸收境外高级要素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口。其次，在扩大内需背景下，我国自己的巨型跨国公司将逐渐发展起来，并成为国内价值链，乃至全球创新价值链的“链主”，为了争夺市场份额会产生对高级要素的强大需求，这种需求将超出国界范围，程俊杰、刘志彪（2011）认为价值链的“链主”往往会在空间上形成集聚，而总部经济正是这种集聚所体现出来的经济形态。因此，总部经济自然成为吸收高级要素的重要载体。最后，企业总部一方面可以将国外的创新人才吸引到中国来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海外并购、逆向外包等形式“走出去”，实现对外国高级生产要素的吸收和利用。

由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