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被视为中国社会企业发展的元年^[1]，无论是数量规模，还是政策环境，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近些年，与社会企业相关的学术研究、媒体报道、资助项目、创新竞赛层出不穷。不同于传统的慈善捐赠和项目资助的“社会影响力投资”（social impact investment）、“公益创投”（venture philanthropy）等慈善创新逐渐被基金会、慈善家、企业等资助方所重视，政府也开始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服务并为社会企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政策扶持。在此背景下，国内各类社会企业迅速发展。有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底，我国社会企业总数近2000家，而到2018年，我国社会企业数量预计将达到5000家。^[2]

随着国内社会企业生态圈的逐渐成形，市场力量与公益慈善的跨界互动日益密切。虽然国内社会企业正在积极寻求运用商业手段有效地解决各类社会与环境问题，但总体而言，社会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还处于萌芽期。其发展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如法律与政策保障不足、专业商务人员稀缺、运营资金有限、社会企业认证标准与社会影响力评估指标体系有待完善等，甚至关于社会企业的定义也莫衷一是。

本研究报告将首先梳理社会企业的基本概念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脉络，随后将基于对广东省43家社会企业的探索性研究来描述其发展现状和主要困境，最后我们还将为促进我国社会企业的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一 社会企业的概念界定

社会企业镶嵌于其所处的特定的环境脉络之中，不同国家社会企业的发展为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环境所形塑。欧洲与美国是目前社会企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但它们对社会企业的定义各有偏重。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在1994年首次提出“社会企业”概念并于1999年进行了完善，其认为社会企业是“任何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私人活动，它依据的是企业战略，但其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而且它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能力”^[3]。

英国是社会企业发展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社会企业定义同样是更加强调社会企业的“社会目标”。例如，英国贸易工业部在2002年将社会企业定义为：“一个社会企业是一个商业组织，它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目标，而它的利润应主要用于对社会目标的支持性投资或直接投资到社区当中，而不是为了股东和所有人的利益最大化而进行投资。”^[4]与此相比，美国的社会定义则更强调社会企业是否能够有效地利用“市场化手段”。例如，美国社会企业联盟（SEA）将社会企业定义为：“社会企业是一个用市场化的战略来实现社会使命的组织或组织的分支机构。这些战略包括用直接交换产品、服务和优惠待遇的方式获得收入。”^[5]

欧洲社会企业研究网络（EMES）则致力于建构一套社会企业指标体系，其不仅基于广泛的跨学科对话，而且吸纳了欧盟不同国家的历史传统以及当前欧洲社会对社会企业的感知。其将“社会企业”定义为社会经济的转型，认为社会企业应当符合以下九项准则：①在生产和销售服务上是一种持续性的活动；②需承担显著的经济风险；③需聘有最低数量的有薪给付员工；④具有一个有益于社区的明确目标；⑤是一群公民倡议发起的组织；⑥有高度的自主性；⑦决策权的分配非基于持股多寡；⑧民主参与的本质，亦即受活动影响的各类不同的行动者都有参与的权利；⑨有限度的利润分配。^[6]

虽然如此，学术界与实务界均承认，社会目标与经济目标的混合是社会企业最重要的特征。例如，雅克·迪夫尼将社会企业界定为非营利组织和合作社之间的交集（见图1）。^[7]

图1 社会企业的概念图

许多学者以“光谱图”的形式来界定社会企业与非营利组织、企业之间相互交融的关系。格里高利·狄兹（J.Gregory Dees）将社会企业界定为处于纯慈善非营利组织与纯营利私人企业之间的一种连续体，从而提出“社会企业光谱”的概念。^[8]金·阿特洛（Kim Alter）则绘制出更为详细的“可持续性发展”的光谱图示，用以说明传统非营利组织与传统营利企业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最终可以向处于中间状态的“社会企业”或“社会负责型企业”靠拢（见图2）。^[9]

图2 可持续性发展光谱图示

随着社会企业在中国逐步发展，国内学者也探索出一些关于社会企业的本土化理解。例如，余晓敏等人认为，国内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