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保育”：一个概念的既成印象

（一）概念由来：香港故事

“文化保育”是香港地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个区域性术语，经2006～2007年爆发的保育天星码头与皇后码头运动后，引起香港社会广泛关注，并迅速传入广东，成为粤、港及周边地带保护、活化文化遗产的专门用语，后逐渐被中国内地其他地区吸收和使用。事实上，香港的保育实践早在“天星”与“皇后”事件之前就已经开始。

20世纪70年代，香港金融起飞，城区大兴土木，多处建于20世纪初的老旧建筑被陆续拆除，如邮政总局和尖沙咀前九广铁路总站，分别拆于1976年和1978年。这些拆卸工程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本地华人社会的关注，反倒是激起了一些居港欧美人士的不满，由此掀起了以“长春社”和“香港文物协会”为首的第一波古迹保育运动，却并没能够对港英当局构成任何压力或施加影响。

1982年，中英两国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1984年正式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敲定香港于1997年回归中国。自此，曾热衷于保护港岛建筑的欧美人士日渐销声匿迹，与此同时，香港的华人社会开始掀起寻找身份认同和缅怀旧日时光的热潮——大量研究、挖掘香港本土历史和文化的作品层出不穷，将城市风貌与本土意识紧密地联系起来。在这种集体情绪的推动之下，由本地华人发起的第二波保育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保护维多利亚港的事件中爆发。维港地少人多，土地压力过大，于是香港政府开启了填海保护工程，导致海港面积日益缩小，很快招致了不少环保人士的批评，其中一部分人士组成了“保护海港协会”，于1996年成功发动17万市民签名，直接推动了《保护海港条例》的修订。1997年6月，《保护海港条例》正式通过成为香港法例，这一事件标志着香港本土文化保育运动的萌芽。

2000年以后，香港文化保育的历程进入了专业化、国际化和主流化的辉煌时代——回归以后的香港社会，随着去殖进程的日益推进，本土身份意识持续增强，由此“意识到城市历史文化是自我身份形成的本源”。在此背景下，香港大学建筑系率先开设了本土历史建筑的保育课程，培养专业人才，与国际标准接轨；与此同时，抵抗政府拆迁的大规模保育运动接连出现：先是2005年保育湾仔利东街的运动，尽管宣告失败，但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影响，紧接着便爆发了2006～2007年对天星码头和皇后码头声势浩大的保育运动，引起全香港社会广泛关注，直接导致政府重新启动“文物建筑保护政策检讨”的公共咨询程序，彻底改变了政府单方面决策的治理格局——在后来的“蓝屋”保育、永利街保育以及对中环街市的保育中，公众参与贯穿了项目策划与执行的全过程，标志着香港公民参与文化保育事业的制度化与常态化，对广东等地的文化保育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保育对象的范围讨论

那么，保育的具体对象究竟涵盖哪些“文化”范围呢？

从广义上讲，文化保育可理解为对所有文化遗产的保育行为。然综观香港文化保育实践的发展历程，可见其保育的主要对象并非文化遗产的所有范畴，而是多为本地的历史建筑，大略可对应我国文化遗产的分类系统中“物质文化遗产（文物）”的“不可移动文物”及“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部分，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文化遗产分类体系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各地建筑遗产虽是保育的主要对象，但随着文化保育理念的发展、传播及其在不同地区的本土化实践，保育的具体内容也在不断延展——如广东的文化保育中的“撑粤（支持粤语文化）”行动，其保育的对象便主要是粤语说书、音乐及口述史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内容。此外，随着文化消费的兴起，各地文化保育组织与商界合作日益密切，二者不仅联合活化古迹空间，并且联合开发诸如民间手工艺术品等多种非遗项目。

（三）实践主体的民间色彩

尽管香港本土的保育人士在回顾自身历程时，并没有特别限定在民间的保育活动，但由于香港的民间运动在文化保育方面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文化保育”一词在很大程度上被赋予了自下而上的民间色彩——尤其在广东地区的实践中，这几乎成为一种无须解释的默会，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以“文化保育”之名所举办的各种活动中，参与主体皆为民间团体，如2013年6月在广州举办的“保育之钥”以及同年8～9月举办的“保育之钥2”，即是由名为“蓝田计划”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