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的跨区域流动，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城镇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群体——进城农民工。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式迁移成为近年来农民工流动的新方式，由此也衍生出了农民工子女这一群体。

农民工子女跟随着父母来到城市，父母文化水平偏低、收入偏低及户籍的限制，阻碍他们获得教育权利和发展权利，同时环境的改变也会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成为社会上的边缘群体。现阶段关于农民工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包括教育就学、城市融合、家庭教育以及心理问题。与此相对应的干预实践和社会政策的焦点也在于如何帮助农民工子女解决他们的问题，强调外界的介入，如，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社区、学校等，这些问题视角往往忽视了儿童的主体性，导致干预动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预不能发挥有效的作用。^[1]总结来看，学者们的关注点主要是问题取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抗逆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是一种自我纠正和恢复的能力，展示出积极适应的结果，注重探讨个人的优势和资源的整合。抗逆力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抗逆力的研究最初关注的对象是青少年儿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这一领域进行研究。就内容上来说，已有的文献大多集中在探讨流动人口子女抗逆力的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抗逆力提升对策。

彭华民、刘玉兰在对一项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的实证研究中指出，家庭因素与流动儿童抗逆力水平主要包括流动儿童家庭基本特质、家庭照顾、家庭学业期待和教育方式等五个方面，这些都是影响流动儿童抗逆力水平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学校和社区因素与低收入社区流动儿童的抗逆力水平主要体现在学业成就和同辈关系两个层面。^[2]卢思含在对某流动人口社区儿童的调查中指出流动儿童的抗逆力生成的保护因素可分为内在保护因素和外在保护因素，阻碍抗逆力生成的风险因素也可分为内在风险因素和外在风险因素。^[3]吴帆、杨伟伟在研究中指出了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共同的风险性因素和保护性因素。在干预措施和建议方面，各位学者提出可以从家庭、学校、社区等方面进行考虑。^[4]就研究的方法来说，这些研究基本上使用的都是问卷调查、文献研究方法，较少使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去动态地分析农民工子女的抗逆力状况。

总的来看，现有的关于农民工子女的抗逆力研究很少，而且较少从性别对比的视角出发去研究抗逆力。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性别对比的视角出发，对农民工子女的抗逆力进行研究，这样既能看到农民工子女抗逆力的差异性和共性，又能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抗逆力提升建议。同时，农民工子女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他们在城市融合过程中面对来自多方面的不适，在这样的环境下，本文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尝试去发现他们的优点。另外本文根据抗逆力的“过程性”特点选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尝试从农民工子女的角度对他们进行分析。

二 概念操作化与资料收集

（一）抗逆力概念操作化

由于抗逆力的研究起源于心理学，所以在心理学方面的研究是比较丰富的，也形成了不同的心理韧性模型或是测评量表，总的来看，主要分为内在保护因子和外在保护因子。由此，不同的学者也根据心理学上对于心理韧性（复原力、心理弹性）的研究发展出了自己的抗逆力指标体系。例如Mandelco和Peery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关于儿童的心理韧性模型。^[5]台湾学者萧文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7个复原力因子。Polk根据前人的研究总结确认了16个与复原力相关的因子，并将它们分成4类（性格类型、关系类型、哲学类型、环境类型）。^[6]但总体说来还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权威性的操作定义，尤其是适合中国环境下的。我们在综合现有的一些心理学对于心理韧性（复原力、心理弹性）和学者对于抗逆力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建立了农民工子女抗逆力指标体系（详见表1），同时这也为我们访谈提纲的拟定奠定了基础。

表1 农民工子女的抗逆力指标体系

（二）资料收集

本文主要采用访谈法收集有关资料。在选择样本的时候，我们主要是通过“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