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判断，2015年中国经济将能够实现年初增长目标，增速在7%左右。2016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也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的开端。无论在总体战略还是在政策措施上，对稳增长都提出了硬性要求，“十三五”时期年均增速不低于6.5%成为“达标”的底线。从这个角度，2016年将会保持相对平稳的增长，实现“稳中求进”（特别是在增长质量上的“求进”）。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国内经济都将呈现较为低迷的态势，这是全球新常态的重要特征。我们认为，不应过分纠结于短期经济下行，要将认识统一到新常态上来：一方面，“容忍”经济增速的回落；另一方面，在推进改革、优化结构上做文章，把握和贯彻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三五”规划建议）所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新理念，把经济增长质量搞上去。中高增速与中高质量的组合，是中国迈向高收入经济体的必经阶段。

1.1 国际形势分析

国际形势方面，主要面临生产率危机、全球通缩阴影、全球价值链扩张受限以及美元升值周期的多重影响，这些对于全球经济复苏以及中国增长都带来负面冲击。

1.1.1 生产率危机

就全球而言，生产率的增长都处在一个低谷。2014年，根据大企业联合会的数据，全球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已经是第三年在零左右徘徊。从1996～2006年的1%下降到2007～2012年的0.5%。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放慢不限于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也是如此。其中，巴西、墨西哥是负增长，印度勉强为正，中国也在下降。俄罗斯、中亚、东南欧以及拉美，整体上也都处在下降水平。事实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很大程度上正是生产率危机的一个体现。金融与虚拟经济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实际生产率增长的支撑，这几乎是任何大危机的共性。从长周期角度看，当前正处在新一轮技术革命的“前夜”。因此，全球经济将会经历一段低迷的增长，甚至陷入美国财政部前部长萨默斯所说的“长期停滞”。

1.1.2 全球通缩阴影

尽管危机以来，各国纷纷采取常规或非常规的货币扩张政策，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都膨胀了数倍，但并没有带来需求的相应扩张。相反，全球总需求仍处在相对萎缩的状态。总需求不足引起产能过剩，大宗商品价格下跌，美元升值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态势。全球通缩阴影挥之不去。数据显示，全球通胀由高通胀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的滞胀阶段）的两位数，回落到当前的接近于0（整体通胀），扣除食品与能源价格，核心通胀率也回落到不足2%的水平（见图1-1和图1-2）。世界经济需求大幅放缓，其中有中国放缓的因素。2015年美联储年会讨论的主题就是通货膨胀动态，这也反映了学界与决策层对于全球通缩的担心。

图1-1 全球总体通胀率

图1-2 核心通胀率

1.1.3 全球价值链扩张受限

自2008～2009年全球贸易大幅下降以来，全球贸易增长一直显得特别疲软。2011～2013年，全球贸易以年均3%的速度扩张，还不及1986～2000年年均增长（7%）的一半。全球贸易增长相对于全球GDP增长的突然放缓（见图1-3），被认为是危机后的新常态。而大量的研究认为，这一变化与全球价值链密切相关。20世纪80年代初，贸易自由化和通信运输技术的快速进步推动了电子、手机等行业的企业延伸其价值链，根据相对成本优势进行全球范围的选址和生产。随着这个进程的展开，全球价值链内部的各贸易份额变化改变了贸易关系结构。全球价值链贸易到底有多重要？在1995～2008年，相对于常规贸易附加值8%的增长率，全球价值链贸易以年均11%的速度增长。因此，全球价值链贸易在总贸易中的份额增加超过了10个百分点，从1995年的40%增长到了2008年的52%。全球价值链的扩张使得贸易的收入弹性大幅上升。而危机以后，这种扩张态势大幅放缓甚至停滞，从而贸易的收入弹性也急剧下降。此外，能源消费的更高程度的自给（如美国大规模使用页岩气），以及当中国从投资导向型增长转向更为平衡的增长时出现的传统进出口商品周期的终结等因素也会引致全球贸易的下降。

图1-3 全球贸易与GDP的平均增长率

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崛起的背后是贸易成本的削减，包括货币性的（如关税或运输）、认知性的或管理性的（消费偏好的收敛、市场知识、共同产业形式及贸易便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