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从经济还是从政治角度看，新加坡都是令世界瞩目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至今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里，新加坡早已是现代化语境里的一个发展典范。毋庸置疑，新加坡的发展经验不仅在理论上有不能被忽视的研究价值，而且在实践层面也可能成为其他国家路径依赖的“优先路径”。尤其对于那些分布于威权主义政治光谱上的国家来说，新加坡具有近乎本能的亲和性。那么，这些国家可以从新加坡那里学习到什么经验呢？

其实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境是不同的，现代化理论也不赞成简单“移植”，对模式的普遍性和适用性都保持谨慎。虽然新加坡在经济上是世界上自由度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但是其政治制度与美国、英国等西方主要国家的民主政治存在较大程度的差异，在西方民主国家眼里“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依然是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一向对威权政治持批评态度，而新加坡如此成功，以事实证明了威权政治并非不能达到民主的某些目标，甚至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治理方面比一些民主国家表现的好得多。发展中国家究竟是以西方为样板还是以新加坡为样板，这对于某些国家来说也许会有些选择焦虑。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新加坡除了一般性的学术兴趣外，或许还有文化的亲和性和政治方面的特殊需要。然而，如果中国学者不能摆脱亲和性及政治需要的先在立场，对新加坡的研究就可能会夸大其经验的价值与适用性程度。因此，中国学者在研究方法上需要采取更为客观的方法，摒弃随意性阐释，尤其是个案研究。对此，国内已有学者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单一国家研究需要注意的问题，指出单一国家研究需要引入比较方法：“单一国家研究吸纳比较方法的必要性在于将一国研究产生的概念应用到其他国家通常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概念的延伸和定义的扩展，以及同一模式的不同应用；进而，如果把既定模式或概念放到多种不同的环境中去应用，那么通常会出现一些逻辑上和经验上的错误，从而使研究成果缺乏精确性，”“在一国研究中缺乏比较方法的应用可能会使一国研究减少对众多现象的归纳性，致使其成果有很大的局限性，这也说明一国研究借鉴或吸收比较方法的必要性，而把比较政治分析中的主要方法和检测方式应用到单一国家研究之中，显然会增加单一国家研究的严密性与结论的广泛性和合理性”。^[1]

比较政治总是离不开比较和评价的标准，亨廷顿等学者的研究无法摆脱西方民主的基本标准。而萨义德等后殖民理论家试图使“东方”成为一个与“西方”平等的叙事主体，却有坠入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泥潭的危险。因此，在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交汇的论域里，简单的谈论新加坡成功的经验或许会招致不同价值立场的质疑。

新加坡的“成功”，依现象学来看，不过是某种观念基础上的“镜像”。在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研究的专家眼里，新加坡是比较成功的，它没有动荡、没有反复、一切都显得非常有序。但是在信奉自由主义的政治学家来看，新加坡则未必足称“成功的典范”。本文试图对“新加坡政治发展”所呈现的不同“镜像”做进一步思考，尤其是对亨廷顿、威亚尔达等比较政治学家对新加坡乃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所做的实用主义解释做进一步检视，探讨新加坡政治发展的经验究竟是否值得借鉴。

发展主义范式的反思：经济发展必然带来政治民主吗？

在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里，新加坡被列为第二波民主浪潮的产物，即二战后反西方殖民浪潮中产生的新国家。^[2]在苏联解体之前，新加坡是一个主权国家，但出于国际关系的需要，也一度是东南亚抗拒共产主义的前沿，其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却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一直被看成第三世界国家中的一员。不过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继续沿用三个世界的划分已经没有意义。威亚尔达尝试结合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标准做了新的分类，其中新加坡属于第一类，即“那些经济和政治上都获得成功的国家，也就是已经发展出了多少较为稳定、有效的民主政府的国家”。^[3]

20世纪60年代，有关发展主义研究的著作数量激增，发展主义的研究取向成为学界的主流。^[4]而发展主义的研究之所以能引起学术界如此的关注，首要的原因是“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以及60年代早期，一大群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