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新一轮改革和高水平的开放，加强外资的负面清单管理是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文章对负面清单管理的起源、理论基础等做了简述，对美国和英国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做了梳理，分析了我国外商投资监管现状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监管探索，最后系统性提出了加强负面清单管理的若干建议。

一 国际经验借鉴

负面清单（Negative List），常与准入前国民待遇一起提出，是一种新兴的外资管理模式。其核心是除明确列出的外商禁止名录以外，其余领域完全对外开放，享有准入前国民待遇，即“法无禁止即可为”。负面清单在贸易投资领域中的应用最早可追溯到1834年，加入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同盟国采用负面清单模式订立贸易条约。一般认为，具有管理意义的以列表形式存在的现代负面清单应用于1994年生效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在NAFTA的示范效应下，“负面清单”模式被广泛运用于多边及双边投资协定，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议（TTIP）等备受关注的协定均采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我国和美国之间开展的双边投资协定（BIT）谈判也采取此种形式。“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已经逐渐成为国际投资规则发展的新趋势。据我国商务部统计，全球目前至少有77个国家采用这种管理模式，这也意味着，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重构背景下，我国必须紧跟潮流，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才能避免贸易规则的边缘化。

负面清单的内容主要包括两部分：一是被允许的“不符措施清单”，该部分内容主要涉及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业绩要求等不符的措施；二是被允许采取不符措施的“行业清单”，通过“行业清单”明确禁止和限制外资企业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项目等。2013年9月，我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首先在上海自贸区推行，通过将国民经济行业分为18个门类、89个大类、419个中类、1069个小类，制定了190条特别管理措施，在不同程度上限制相关行业外资的进入。2014年，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进一步放开，特别管理措施由设立之初的190项调整减少至139项。2015年，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贸区开始使用同一份负面清单，清单又减至122项。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等4部法律修正案，改变了自改革开放以来运行30多年的外商投资“逐案审批”管理模式，是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贯彻了对接国际通行规则、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扩大开放的要求，将创造更加公平、稳定、透明的外商投资环境，切实提升投资便利化水平，为向全国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广迈出重要一步。目前，许多地区开始主动复制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在应用中充分表现出以下三个特征。一是体现了“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管理理念。一方面，和正面清单不同，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的管理理念，最大限度地赋予了市场主体最大程度上的行为自由；另一方面，公开、透明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简化了烦琐的审批程序，有利于激发经济活力，让市场更加高效。二是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减少了社会中的寻租现象。负面清单虽然是面向市场主体，但实际上限定的是政府的权力，划定了政府可以进行审批和管理的领域。对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有效地限制和规范公权，尤其是规范审批权，减少了社会中寻租现象滋生的可能性。三是对于清单限制措施的逐渐放开、渐次推行，有利于保障我国产业安全，优化产业结构。外商的涌入在带来资金、技术的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民族企业的生存发展带来冲击。对外商投资领域的适度、逐步开放，可以照顾到我国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自我保护，并且在市场供求基础上更好地服务于我国“引进来、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优化产业结构。

尽管负面清单最初出现在投资领域，但其所蕴含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禁止即自由”的管理思想则可运用到更广阔的市场领域及行业。例如，可以通过对金融市场主体、金融业务或金融产品与服务进行分类，在金融监管领域内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同时，将政府以正面清单的形式为补充，二者相辅相成，既能深化金融改革，又提高了监管效率。而由“正到负”的管理模式转变，也需要和更多具体行业、领域密切结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