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从1949年以来直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台湾问题的发展演变进行了剖析，尤其是对正常化过程中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互动博弈的原因、进程、结果和影响做了比较详尽的阐述。结合本书开篇所提出的几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基本的看法。

第一，决定美国对台湾政策的是美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战略利益、经济利益、安全利益及其他方面的利益，美国对台湾政策的变化是随着美国国家利益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美国对台湾政策中的国家利益至上这一点上我们看得非常清楚。从20世纪50年代直到70年代初，美国把台湾看作遏制中国的海上防线中的桥头堡，与台湾订立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军事介入台湾海峡争端，但美蒋之间也有矛盾，这在守卫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和在“反攻大陆”问题上都有体现，就是因为两者利益不完全一致。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对台湾政策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变了，美国要在大三角关系中仰仗中国来遏制苏联的扩张，借助中国的影响来结束越南战争，这才有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当然，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苏联的扩张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是开始决策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考虑，这也是毛泽东说“台湾事小，世界事大”的深刻原因。然而必须看到，美国的国家利益是复杂的，再加上许多别的国内和国际因素，美国政策的转变也是不彻底的、艰难的，以致中美关系正常化花费了这么长时间。到了1978年，由于美苏缓和的停滞、倒退，美国对中国有了更大的需求，于是才有了美国同意中方提出的“撤军、废约、断交”三个条件，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从这整个过程，以及后来的事态发展，如1982年发表“八一七公报”、多次对台军售等，可以明显看出，台湾只是美国战略大棋局中的一个棋子，美国是根据自己的国家利益来决定要怎么走这个棋子的。

第二，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建交是大势所趋，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两国领导人站在战略高度做出的英明果断的决定。尼克松在50年代曾经是强烈反共反华的共和党右派的代表人物，但到了70年代初，正是他与中国领导人一起，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当时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但毛泽东、周恩来从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安全环境出发，做出了打通中美关系的重大决策，为中国赢得了外交上的主动，从整体上改变了中国的安全环境。

在两国建交谈判中，一切重要的决策都是在邓小平亲自主持下做出的，有的就是他亲自拍板做出的，尤其是到最后，美方已经答应中方的三项条件，但仍然坚持在建交后要向台湾出售武器，如果中方坚持不解决对台军售问题就不能建交，那么很可能就错过时机，中美建交很可能推迟许多年。所以，当时中美两国建交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妥协的结果，中美双方都没有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没有从中国得到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承诺，中方没有能使美国同意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但从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从中美关系的特殊性来看，中美建交只能以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来实现。

中美建交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首先，改革开放需要稳定的外部环境，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是西方世界的头，在国际事务中有重要影响，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整体外交关系的改善。其次，中国的开放是全方位的，美国当然是一个重要对象，两国关系正常化有利于中国获得急需的市场、外资和技术，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最后，有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两国关系正常化同时发生，这不是偶然的。它表明中国国家目标的改变。先前中国是一个革命国家，对内搞继续革命，对外搞世界革命；此后，中国的国家目标是搞现代化建设，中国外交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是与一切国家从容不迫地发展友好关系，其目的是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营造长期的有利的国际环境。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十多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三，美国在台湾政策上的两面性是非常突出的。在基辛格、尼克松访问中国时，一方面表示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另一方面又只是表示对中国的立场不提出异议；在正常化谈判中，美方最后同意了中方提出的三个条件，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