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所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不是一个简单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而是为适应中国内外部环境变化所要构建的一种新型区域合作机制，是新时期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平台。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1]海上丝绸之路有两个突出的特征：多元化与开放性。所谓多元化，既涵盖合作内容的多元化，也包括合作机制的多元化。未来的海上丝绸之路并不寻求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当然也不寻求以统一的规则与机制约束所有成员的行为。所谓开放性，则是指对沿途的所有国家与地区都是开放的。与现有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相比，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多元化是一个更为突出的特征。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为例，美国宣称它有两个基本特征：高质量与开放性。具体地说，作为一项自由贸易区协定，一方面，TPP所要制定的是适应21世纪的高质量国际经济规则；另一方面，只有接受这种规则标准的国家，TPP对它们才是开放的。显然，TPP所谓的开放性是有条件的，受高质量特征的限制，名为对所有国家开放，实为排他的。由于绝大多数现行的自由贸易区协定都实施统一的规则与合作机制，排他性就成为一种必然结果。海上丝绸之路为何要推行多元化合作机制，如何构建多元化合作机制，未来的多元化合作机制之间如何协调？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试图通过探讨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前景进行展望。

一 亚洲发展的多样性与现行区域经济合作的特征

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机制的多元化从外部看源于亚洲发展的多样性。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发展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巨大。在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南美，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非洲，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是主体；而在亚洲，既有发达国家经济体，又有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经济体。就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而言，亚洲是最为突出的（参见表1）。区域一体化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不仅会影响合作的动机，而且会影响一体化的质量。以东盟为例，20世纪末中南半岛国家名义上就加入了东盟，但在规则的实施方面，老东盟成员与新东盟成员事实上仍处于“双轨”状态。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的欧盟内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债危机也是源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国家。换言之，正是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之间所构成的“中心-外围”关系成为欧债危机的根源。第二，政治体制多元化。冷战结束前亚洲就是政治体制多元化的地区，冷战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只有亚洲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体制。在亚洲，政治体制的多元化曾经是促使东盟产生的主要动因。进入后冷战时代，尽管政治体制的多元化不再呈现出两大阵营相互对抗态势，但它仍然是影响区域一体化的重要因素。第三，宗教与文化的差异。亚洲汇聚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无论在南亚、东南亚、中亚还是西亚，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对国家关系与区域合作都有明显的影响。第四，历史遗产仍然是困扰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欧洲，一战和二战的历史遗产没有成为战后区域一体化的障碍，而在亚洲，这种历史遗产几乎影响到所有的大国关系，如中日关系、韩日关系、俄日关系、印巴关系、中印关系、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等。

表1 部分亚洲国家2013年人均收入水平

亚洲发展的多样性致使区域一体化呈现出独有的模式。

（一）亚洲一体化的程度与机制化安排不对称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范式看，一个地区通常是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RTAs），然后带来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突出特征是，先有结果（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后有手段（签署区域贸易协定）。^[2]换言之，在大规模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前，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就已经很高了。这是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在这种网络中，产业内、产品内跨国分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提高。受这种贸易投资一体化所驱动，网络内的成员国转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以规范本已存在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活动。

与其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