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进中国在亚洲和西太平洋的权势影响甚或主导作用——这就是愈益清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一大目标，就短期、中期和长期来说皆是如此。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主要政策工具可以说大体有两大类：“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粗略地说，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直至2014年秋季，中国主要使用的是“战略军事”，它集中体现为中国对美国的战略/军事竞争和对立、中国与日本的激烈对抗、中国在南海和东海争端中的强硬态势以及相伴的密集的军事和准军事活动。它们至关重要地推进了中国的“硬权势”，包括战略军力的继续急剧增强、战略军事活动范围的显著扩展和海洋领土主权/海洋权益之声索的坚定声张。然而另一方面，它们多少妨碍了中国特别在东部周边的国际“软权势”，多少进一步增进了中国东部周边战略/外交环境的复杂性，同时伴有显著增进了的、主要与日本和美国的军事冲突风险。因而，自2014年秋开始，中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将主要使用“战略经济”，它基于中国巨大的经济金融实力和渴望更广泛的外交。这是中国对外战略相当急剧地发生的一项重大变迁。

像“战略军事”已有实践彰显的那样，“战略经济”为主的未来作为也有审慎从事的必需。需要就“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以及高铁项目输出和“孟中印缅四国经济走廊”的设想和筹划等来思考相关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需要心态审慎、政治审慎和战略审慎。

第一，中国就此对邻国的讲话要坦率求实，以取信于邻国、正面影响邻国为压倒性的实践目的，谨防直接或间接地自我声言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和道德完美主义者，因为不真实，没有国际可信性。为此需要强调邻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将大有利于中国的安全、繁荣和发展。必须尽可能充分地取信于别国政府和别国人民，而取信于人就必须不讲过头话。同时，还须谨防生成和流露恩赐心态，“老大”心态和急于求利、“义不及利”倾向。特别针对后一种倾向，需要高度重视如何恰当地表述愿景的问题，就此一定要强调公平的利益分配，甚而明显偏惠弱国贫国的利益分配。

第二，必须深入认识别国充分参与创设的必要性，连同为此进行更充分的国际协商的必要性；必须将它们真正做成国际集体事业，因为这样才能消减外部阻力，争取它们的真正成功。现在瓶颈在哪里？不在中央集权和地方主动（就“一带一路”而言的地方主动）的中国国内，而在于中国与多个拟合作国家之间的主要是双边的国际磋商和谈判，它们远为复杂、能动和滞后。目前中国一头大热，而其他国家仅小热和不热，唯已有50多个国家作为创始成员国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事业除外。

应当回过头来更深入地理解“一带一路”既是中国的事业，也是广泛的国际共同事业。要认真地向“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探寻它们各自真正需要什么，而不能主要由中国界定它们需要什么。此外，至今为止关于“一带一路”的创议几乎全都来自中国，我们需要着意将某些重大的创议留给别国，为此可以等待，在等待中妥善地“动员”，并且由此激发别国的合作主动性和积极性。我们必须明确地认识到，中国方面的有关战略规划只是所需战略规划的一部分，此外还需要制订与合作国家的共同的战略规划；而且，前者还须按照后者予以调整。

第三，中国必须注意少说多干。说得过热就一定会加剧俄罗斯和印度的反感和猜疑。为此须强调丝绸之路经济带不是经济一体化，不需让渡任何主权，也不会衍生军事意义的战略存在。在推进“一带一路”时，我们要慢，有耐心，一张一弛，有伸有缩。实际上，对中亚各国和南亚印度洋小国亦应如此，因为在它们的领土上建设庞大的基础设施体系几乎固有“天然的”敏感性。这些国家当然有关于长远的主权、自主以及利益分配的疑问和担忧。这类建设“天然地”容易引起民族主义性质的疑虑，激起民族主义笼罩下的国内政治论争和相关的不良效应，如果中国做得不够恰当的话。另外，关于外国的疑虑、担忧和利益追求，要认真研究它们在什么程度上是合理的与不合理的，中国应该如何更合适地对待。

第四，中国推进它们的速度不可太快，“欲速则不达”，因而一定要分阶段，并且要分不同的阶段性深度；一定要对中国的知识限度、影响力限度和战略策略的精明限度有清醒的认识。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