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的德国满目疮痍，绝大部分壮年男性死于战争或成为战俘，劳动力极其匮乏。食品、能源短缺，交通瘫痪，成千上万的人住在废弃的地堡里，缺水缺电，忍饥挨饿，如当时科隆有12%的儿童达不到正常体重^[1]。按联合国规定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应该为2550卡路里，而德国人均只有1300卡路里，有时只有800卡路里。^[2]物价飞涨，货币贬值，黑市猖獗，香烟、巧克力和口香糖成了替代货币。帝国马克只有原值的5%。连科隆的大主教都对他的信徒说，为了活下去，偷煤炭、偷食品都很正常。时任科隆市市长的阿登纳因为没有暖气也只能和衣而睡。^[2]因此，不少经济学家预计，德国的重建至少需要40～50年。

1948年6月20日三个西方占领区进行货币改革，工资、养老金、租金、赁金按1∶1兑换，银行存款按10∶1兑换，即10个帝国马克兑换1个德国马克，并同时放开了物价，于是货币供应量一下就减少了93%。

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也主张货币改革，但不同意放开物价，不同意搞“经济自由化”。于是主管经济的艾哈德（Ludwig Erhard）便提前一天，在6月19日宣布放开物价，因而受到美国驻德司令的批评，提醒他没有盟军的批准不得修改任何规定。艾哈德则毫不退让地说：“我没有修改规定，我把它们给废除了。”^[3]

由于许多商人早就预料到这一天，已经囤积了大批货物，所以第二天商店的货架上就摆满了商品，奇迹发生了。

其实在此之前，德国经济界和政界的有识之士早就已经开始谋划德国经济今后应走之路，对于德国在战后究竟应该选择哪一种经济体制曾经有过争论。当时，可供选择的方案有五种：公有制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温和的民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基督教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秩序自由主义经济体制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最终德国选择了以秩序自由主义理论为指导的社会福利市场经济体制，希望在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在市场经济同计划经济之间寻找一条第三条道路。^[4]产生这一经济体制理念的基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经济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

关于经济体制的理论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发展，理论的分野也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第一节 市场经济前的经济体制和体制理论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体制观 早在公元前4世纪的古希腊时代，人们就已经对经济体制发表了各种不同的看法。当时的社会背景是，国家是以城市形式出现的，农业经济占据压倒性的地位，但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城市的居民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地中海各国已经开始从事远程贸易。希腊的大哲学家柏拉图（Πλτων Plato）在其名著《理想国》和《法律篇》中就强烈抨击了经济的任何一种赢利行为，他认为，任何个人利益都是违反集体利益的。而亚里士多德（Αριστοτ λη Aristotélēs）则在其名著《政治学》（Politica）和《尼各马可伦理学》（Ethica Nicomachea）中提出要严格区别商品的可利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即商品转换成货币或其他商品时的价值。他认为货币本身没有价值，因此他反对提供信贷时收取利息的做法。

阿奎纳等人的经济体制观 到了中世纪，经济体制主要受到土地占有制和城市兴起的制约。烦琐哲学家托马斯·冯·阿奎纳（Thomas von Aquin）、阿尔伯特·马格努思（Albertus Magnus）和约翰·布里丹（Johannes Buridan）也都从事经济问题的研究。马格努思主要是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论点进行评论；布里丹在《关于亚里士多德的八本政治著作》中同样也阐述了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和经济论点的看法；而阿奎纳则主要研究经济现象同基督教教义之间的协调性，特别是所谓的公正价格原则问题，他认为公正价格是建立在商品含有的劳动价值之中，他接受了古希腊人反对利息的观点，并在教会法中做出禁止收取利息的规定。

加尔文的经济体制观 宗教改革开始后人们对禁止收取利息的做法提出了疑问，其中尤以加尔文（John Calvin）的论点具有代表性。他在其名著《基督教原理》中首次提出收取利息是合理的，因为人们有了钱就可以购置土地，而有了土地就可以增收。这一论点第一次强调了资本的价值和意义，为现实经济生活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重农主义 1700～1750年是所谓重农主义时期，该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术观点认为，只有农业才拥有增加值，手工业和作坊只能起加工作用，持该论点的最典型代表人物是法国人弗朗索瓦·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