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是作为文化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而社会意识又具有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间的关系又并不像我们想象得那样简单，这种关系不像机械运动一般精确，而是具有多变性和复杂性。有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是巨大的，其所产生的伦理价值观念对人类行为和社会行为的影响很大，有时甚至会起到主导作用。正如韦伯所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如果我们从社会意识的角度来考察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显然，韦伯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正如洪镰德在评价韦伯时所说的：“韦伯把意识形态和心理的变项插入于历史的分析中，使马克思视为当然的社会现象有了更细致、更深刻的解析，这是韦伯补足马克思粗枝大叶的地方。”^［3］韦伯在众多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中选择了文化精神因素作为切入点，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形成了直到今天仍然值得讨论的韦伯命题。

一 从韦伯命题出发

韦伯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文化与社会发展关系问题的角度，还提供了一套卓有成效的研究方法。首先，“确定那些（假定的）‘规律’和‘因素’”。其次，“分析和分门别类地描述由那些因素已在历史上构成的个别组合，以及它们受到历史环境制约的、因其自身性质而有意义的具体的相互作用，尤其是使有意义性的基础和模式能够被理解”。然后，“追溯处于生成之中的这种组合具有当代意义的个别特性，从依然是个别的更早的状况对它们进行解释”。最后，“估计未来可能的状况”。^［4］韦伯对新教伦理、印度教伦理以及儒教伦理的考察，都被纳入这种关于宗教伦理与社会发展道路关系的“规律”之中。

（一）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存在一种内在的契合，进而从马丁·路德^[1]和加尔文^[2]对宗教观念的革新概括出新教伦理的根本特征即入世禁欲主义，指出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为西方世界设定了一套独特的世界图像，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内在精神动力。正如韦伯指出的：“这里所宣扬的绝不单纯是立身处世的手段，而是一种独特的伦理”。^［5］这种独特的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性，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韦伯说：“基督新教的现世禁欲最先创造出一种资本主义的伦理，虽然是非意图中的。因为它为最虔诚及最严守伦理的人打开了通往营利事业的道路。”^［6］这种精神是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内在动力。首先，新教的职业伦理促进了近代劳动和利润的创造。恪守本职工作、做好本职工作是上帝的意愿，是完成上帝安排在尘世的责任和义务，而对于清教徒来说，能否从事多项职业或者衡量一种职业是否有用的尘世标准在于是否获得了更多的财富。其次，新教的恩宠论对资本主义理性组织与生产具有鼓励作用。客观上，它将宗教徒培养成忠实而理智的劳动者，使他们合乎理性地组织资本与劳动，为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批具有合理而系统的生活方式的劳动者，哺育了近代经济人。再次，新教徒的消费观念对资本积累有积极作用。随着财富的增加，势必进行新的投资与扩大生产，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但韦伯没有看到由此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正如马尔库塞曾指出的：“‘内在世界的禁欲主义’在后资本主义已不再是一种推动力量，它已成为了为这个制度而效力的一种羁绊。凯恩斯就这样谴责过它，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会阻碍剩余商品的生产和消费，它对‘富裕的社会’来说就是危险的……人为的商品废弃，有计划的合理性，成了一种社会的必然”^［7］。另外，韦伯认为禁欲主义使社会的不公平秩序得以合法化，有利于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秩序。这种信念使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等领域中的不平等也合法化了，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