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具有悠久的诗歌传统。诗歌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和文化生活中始终处于特别显著的位置。从中国文学历史的进程来看，每一次时代的脉动和思想变革都打下了诗歌的烙印。诗，已经成为华夏民族带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智慧结晶和维系民族情感的纽带，成为中国文化和中华精神形成的根源，并且在中国文化基因的序列组合中根深蒂固，成为人们理解生活、净化情操、表达情感的重要载体。数千年来，一批批才华横溢的诗人用璀璨丰硕的诗歌传承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来讲，中国诗歌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中国文学走向同步的自觉性成就了中国文化的蔚为大观。

作为文化现象的一种，诗的承继与转变从未间断。诗体的演变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一个民族的文化因素、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孔孚山水诗的文化因变特质，使其具有了“变古出新，以新驭古”的品性。^［1］因此从诗与文化发展的关系出发，从文化的角度解读诗体流变中产生的创作现象，孔孚的新山水诗值得我们深入地审视。

一

孔孚被誉为“中国新山水诗的祭酒”，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最具艺术影响力的山东诗人。孔孚原名孔令桓，字笑白，出生于山东省曲阜农村。他儿时不慎被铡去右手，发奋用左手写作。1947年，他毕业于山东师范学院，后执教于曲阜师范学院，开始从事诗歌创作。1979年，他接受了田仲济教授的邀请，调入山东师范大学任教，从事诗歌研究工作。他晚年专攻山水，独辟蹊径，成为“现代东方神秘主义诗歌”的开拓者。先后出版有诗集《山水清音》《山水灵音》《孔孚山水/峨眉卷》《孔孚山水诗选》《孔孚集》《孔孚诗》、诗论集《远龙之扪》《孔孚论》《孔孚文》等。

孔孚一生坎坷，“诗人性情非常倔强，老而弥辣，擅长以诗歌艺术寄托个人的悲剧体验”。^［2］孔孚曾经这样写道：“我要勇敢地拥抱真理，不管真理多么苦。”这种坦直倔强的个性注定会让诗人历尽人生的坎坷和艰辛。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时，孔孚还只是《大众日报》文艺副刊一位年轻的编辑，由于与著名的“七月派”诗人白莎曾经有过交往而被隔离审查。1957年，他又被“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流放到山东高密胶河农场的盐碱滩去放羊、养牛、喂猪、饲马。铲草除粪、推土垫栏等重体力活，对于孔孚这个只有一只左手的残疾人来说，可谓艰辛备尝。十年动乱，他被定为“特务”受到审查，更是遭遇了无休止的批判和斗争。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诗人的创作自然是千难万难。在《我与山水诗》中，孔孚这样写道：“镇日价雷电交加，那泉声再也没来入梦。”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孔孚的问题得到解决和平反。

一个新契机出现在撰写《新诗发展史》的过程中。通过对中国诗歌发展脉络的梳理和考察，孔孚吃惊地发现中国古典山水诗传统在新诗史上的“断线”现象，他很自然地萌发了为山水诗“接线”的使命感。从此，他逐渐以写山水诗为主，自觉地想做一名独树一帜的山水诗人。在强烈的艺术自信激励下，在孜孜以求的创作探索中，孔孚的山水诗成果斐然。

1979年，孔孚进入了诗歌创作的喷发期。大海的排天巨浪搅动起诗人多年沉淀在心底的郁积，酣畅淋漓的诗思汇聚成精美、清新、玲珑的山水诗。从1979年到1982年，在短短的四年之中，他创作了数百首山水诗。诗人自己这样描述：“那些诗，多半是和眼泪流出来的……”“往往是一首诗没写完，格子里漾出了‘水’，又忙着写第二首。写完第二首，再回头完成第一首……”^［3］1985年，在时年60岁的好友、中国著名诗歌翻译家、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教授邹绛的帮助下，重庆出版社出版了孔孚的第一部山水诗集《山水清音》。这也是中国新诗史中的第一部山水诗集。紧接着，1987年第二部诗集《山水灵音》出版。诗集的出版令孔孚百感交集，在《艰难曲折的路》一文中，他欣喜地称之为“老来得子”。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治学严谨、为人超然洒脱，平庸之作自难入其法眼，他对孔孚的山水诗却青睐有加。钱钟书主张：“格调之别，正本性情”^［4］，他在《诗可以怨》一文中把中国古老的性情之学称为“先秦以来的心理学”，即：“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静时是水，动则是波，静时是性，动则是情。”^［5］或许是因为孔孚的“隐现之思”与钱钟书的“性情之学”在艺术上的契合，钱钟书在信件中推誉其“摆